约翰·波考克在《德行、商业和历史》的开篇，就指出了当代西方学界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并将之比为一场“理论革命”(Pocock 1991，pp.1-2)。然而，波考克对这场“理论革命”的定义却常遭误解，不少新兴理论家也只是在借机操弄术语上的戏法，而忽视了这场学科变革的真谛。比如，所谓“新思想史家”，便不过是在抛弃“自由主义观念”和“共和主义观念”的标签后，又转而高谈起“自由主义语言”和“共和主义语言”而已。藉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代表的一些陈旧的史学方法仍死而不僵，在当今学界占据一席之地。最具代表性的症结之一，即是鼓吹变革者也终于操起他们在理论上极力反对的故伎，而又不免犯下自己所深恶的以今度古、时序混乱的流弊。这种问题的出现，显然不能归结为某种单纯的误解；正相反，它们反映了所谓“新政治思想史”在理论框架上的含混，尤其是其方法论上的游移不定及其研究目的与理念上的自相矛盾。 本文旨在明确区分新旧政治思想史——即所谓“新政治思想史”(new politico-intellectual history)和“旧政治观念史”(old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从而拓展我们的理论视野，认识到观念(即话语所指代的内容)不过是复杂而多层的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中的表层部分。必须承认，时下流行的几个学派都尚未对此做出完备的回应。我们的理论梳理，建立在三大源头各异却不乏通性的学术传统——英国剑桥学派、德国概念史学派和法国政治概念史学派——之上。尽管三大传统共享相同的理论空间，但正由于它们彼此间缺乏沟通互动，导致了前述的理论困境。本文目的之二，是融通三家之道，厘清思想史与观念史之分，以启治史之新途。 政治观念史与政治概念史 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三个学派的要点，以便在下文探索融通三家之学的方法和意义。但是必须意识到，理论融通的可能性正在于三家学派均致力于超越传统思想史家对文本指涉性内容(即“文本之所言”)的过度执著，以触及其背后的生产机制和修辞过程(即“作者何能言此”)。实际上，这一共通之处，正是理解近年来政治思想史变革的关键。 德国概念史学派(Begriffsgeschichte)打响了变革传统观念史的第一枪，明确反对德国根深蒂固的观念史(Ideengeschichte)传统。领军人莱因哈特·科塞勒克认为，观念史编纂本身就是空中楼阁。科塞勒克导师之一的奥托·布鲁纳(Ono Brunner)即指出了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思想上的明显裂隙：即便二者运用了完全相同的词汇(如“国家”)，其所指之物却在概念和事实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样，若非要编纂某一观念的历史，就只能依靠古今文本上特定名词的重现，专断地生造出一个与共同对象无涉的实体。举例而言，我们现在所言的“国家”(state)，在数百年前可能有着不同的名称，而强要书写一部关于“国家”观念的历史，则会瓦解其所指对象之间在表象上的延续性(Brunner 1980)。归根到底，此类史学所赖成书的基础，完全可能只是一种语言上的偶然巧合。 事实上，观念史的学术传统从未忽视观念意义在时间上的流变。然而，若要定义某一经过历史变革的特定事物，就必须为之预设一种足以横跨众多语义场而保持稳定的中心意义。正如被科塞勒克引为座右铭的那句尼采名言所论：没有历史，方得定义。对科塞勒克来说，这正是区分概念和观念的藩篱所在：只有当术语承载起各不相同的明确内涵，它才足以成为概念(Koselleck 1993，p.84)。 因此，概念并不指涉某种具体事物，也并不代表某个可被明确表述的原理体系；概念是多重声部的织合体，它只代表自身历史。然而，人们可通过置换概念的不同意义，构建出明确的语义网(semantic web)，从而将不同的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s)象征性地连接起来，层层累叠地安置于自身的实存结构中。概念所具有的这种将共时之物转化为历时之物的特性，令概念史研究具备了独特的优势，可以转换具体的言说语境(context of utterance)，产生语义上的不同步(semantic asynchronies)。概念史之所以能脱离社会史而成为独立的史学方法，正是因为史学家只有借此方能再现长时段下的历史过程。概念可清晰地表述相异的历史经验，而因其本身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建构性作用，也足以成为历史结构性差异的索引。对于社会能动方(social agents)而言，概念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行动意义的工具，将对事实和事件的感官认识得来的经验原料(Erfahrung)提纯为人生经历(Erlebnis)。这样，概念将整合后的不同经验纳入既有的感官单元，从而支撑着历史的结构性联结。 问题在于，概念的变化是如何在历史上发生的？概念又何以能背弃其自身丰富的既有内涵？毕竟，科塞勒克也这样论述过概念的历史性：没有概念能“创生于特定语言，却与传承下来的语言环境毫无意义上的瓜葛”。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塞勒克转向了社会史。对他而言，概念史虽能表述长期生活经历的意义网络，并以此超越单纯的社会史，它却仍然有着自身的不足：历史行为的落实，可以超越论述其行为的语言和符号表述。相对于社会史，执着于“言”的概念史，在解释“行”的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作为历史经验之结晶的概念，终会耗尽其内蕴的活力，迫使人们在言不达意的困境中赋予其新的含义。这样，必须注意到一种双重冗余(double excess)：它既可能出现在概念史和社会史之间，也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和言外(extra-linguistic)层面之间——换言之，即在结构和事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