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6—0045—03 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十余年来国际政治学界最具有争议的理论一直备受关注。此论虽经中外学者口诛笔伐，却在“9.11事件”之后更加耀目。耀目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文明冲突论”具备了某些预见性，实则说明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其合理的内核主要集中在“文明范式”上。“文明范式”是构筑“文明冲突论”这座大厦的基石，这一基础性研究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因人们多忙于批判“冲突论”，以至学界明确针对“文明范式”的论争却不多见。本文愿就此问题作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思考。 一、对“文明范式”的批评 回顾十余年来中外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的种种批评意见，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明确针对“文明范式”的评论却不多见，我们只能从对前者的评论中提炼出一些对“文明范式”的批判观点。 （一）国家利益范式。这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批评意见，此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文明，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间的利益政治和权力政治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如钱乘旦教授认为，人类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利益引起的，而且物质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利益，完全的非物质利益（如文明）的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国家的利益恐怕目前还没有被超越，还没有形成超国家的“文明”的利益。[1] （二）过简范式。以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为代表，认为亨廷顿为了追求范式简约的美德而去刻意精简范式，是将“婴儿和水”一同泼了出去。[2] 但这种简化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只收集对自己当事人有力的证据，不可避免的遵循了律师法则而实行双重标准。他认为亨廷顿所提炼出的“文明范式”正是这种患了“简单狂热症”的“政治学摩尼教”（摩尼教相信世界分为对立的两极一光明与黑暗）。 （三）冷战范式。这一派则认为亨廷顿所谓的“新范式”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所谓的文明冲突包括美国借反恐之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等等都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虽然亨廷顿的理论表面上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其核心仍然是“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这种“西方与非西方”、“我们和他们”的划分乃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故而亨廷顿被视为新时代的乔治·凯南。 （四）封闭的范式。还有批评者认为“文明范式”无视文明的融合和正在形成的普世性的文明的事实，以封闭的、静态的、稳定的观点来看待文明。如汤一介列举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融入中国的事实，批评亨廷顿忽视了文明融合的可能性。[3] 二、亨廷顿对批评者的回应 面对如潮的批评，亨廷顿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并在1996年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行了系统地回应。他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也在不断的回应过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 亨廷顿把第一种批评意见概括为“国家范式”（statist paradigm），“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便是典型。他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替代性”（pseudo-Alternative）范式，它人为地制造了国家和文明之间毫不相干的对立。对于有人认为，“冲突的是国家而不是文明”，他认为，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所以文明并不去“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任何的其他事情。”[4] 也就是说，文明只是冲突的原因，而不是冲突的具体组织形式。 对于第二种批评意见，亨廷顿承认“文明范式”所描绘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但是，人们研究国际政治需要这样的“简单地图（simple map）”。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反映现实，但是过分详细的地图会妨碍人们从复杂的信息之中掌握主要的东西。正如，40年来人们就是应用了非常简化但是非常实用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 对于第三种批评意见，亨廷顿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学者们提出的四种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的一种范式：“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的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他并不赞成用两个世界的范式来解释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而且自认为“文明范式”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两个世界的范式，从而回应了第三种批评意见。而对第四种批评意见，亨廷顿似乎没有认真应对，只是大致的提了一提“文明是动态的”、会“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 亨廷顿坚信：“文明范式”可以避免当时四种政治地图的缺陷，它以七八种文明来看待世界，不像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种比较简明和准确的“对于学者有意义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他甚至还反击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文明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和观察角度（approach），那么你们能够提出什么新的范式，来取代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冲突和三个世界范式？的确，让我们去建构一个冷战后新的范式至少在目前可能性还不大。也难怪李慎之先生半似调侃地说。亨廷顿的回应使得“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