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近年来在中国的兴起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重大哲学事件。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政治哲学的主题和学科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与方法论自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一、政治哲学的复兴及其社会学术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在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话语。 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以政治的方式体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但是，这种改变的后果并不理想，它在降低传统冲突的可能、在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改变产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而且这些冲突和抗争又难以被归入任何一种政治冲突的传统形式，因而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市场化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人们迫切需要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政治理念的政治哲学，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① 另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面对环境、能源、人口、性别、贫富差距、战争与和平等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批判以及重构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涉及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对话与协商机制等问题。“冷战”结束后，这种“全球化”的要求更加强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朗，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着眼于思考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规范体系问题，把以前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思考的问题推广到全球领域，提出了诸如“全球政治”、“全球伦理”、“人类普遍价值”、“全球治理”等概念。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政治哲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主要背景。论者指出，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超出了以往主要在“国家政治”层面研究政治，即主要着眼于国家内部治理的研究范围，而走向了以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研究领域。第二，这种研究不再仅仅从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政治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而是全面地着眼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现实，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即综合地运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构建当代的政治学和政治理论。②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话题的引出，并不仅仅是因为时下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时代要求。对于中国学界，这当然是首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得政治哲学自20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哲学的中心论域位置：第一，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第二，20世纪的人类世界一如既往，从来就没有给哲学留下真正的纯粹学术化的知识生长空间，而且，事实上，作为一门基础性的人文学理论，只要哲学仍然不想放弃其追求生活智慧的理论宗旨，任何关于知识真理的探求都必定最终落脚于生活世界的本真意义及其哲学追问，因此，哲学的理论最终必须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想理论。论者认为，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真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道德问题，其次是文化政治问题，最后才是如何穿越政治、道德和文化之多样性或多元差异性鸿沟，达成普遍意义共识的人类真理问题。如何在保持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生态的丰富多样性的同时，寻求诸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兼和之道，从而实现人类世界的人际、群际、族际和国际的共存共荣与永久和平，等等，就将成为哲学的当代主题，而政治哲学正是承诺这些当代社会主题的基本哲学方式。③ 还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20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与以往的时代相比，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它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统的理论模式完全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个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人们对传统政治价值和实践行为的认同在发生转变，即人们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归属在发生转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构建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我们怎样获得这种正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