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等一些后现代国家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所谓“结社革命”，即“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运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第三部门”组织出现在上述这些国家，范围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革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第三部门”实际上是人们早期寻求互助的公共集合体，但是人类社会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政治共同体的今天，却回过头来倾心于缘于原始的交往形式，以至于逐步地将政府的部分权力转移到“第三部门”，让“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代行政府的职能，从而带来了政府职能弱化的结果。 一 任何时代的社会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差异如何，总是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第三部门”。政治领域就是国家，经济领域即是通常意义上的“私域”，而“第三部门”指的则是介于前两者之外的非营利领域、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注：西方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奥佛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已经与马克思和黑格尔使用的概念大相径庭了，他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这些经济领域剔除出去（参见童世骏的《“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11月）。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参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部分）。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第三部门”是内涵与外延都相同的概念。） 人类物质交换的社会交往行为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主要包括营利性组织、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和个人，其活动领域就是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具有天然自我调节机制，通过价格体系调节需求与供给，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既有天然的优点同时也具有天然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问题不可能在市场体制内寻找解决的办法，必须到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求帮助。这样，国家作为市场失灵的纠错者就应运而生。 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对国家的缘起已经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探讨，诸家各派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不过有一点似乎在每个学者那里都得到了一致认同，那就是人类生活离不开政治，这正应验了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句至理名言。政治领域的聚集——暂且不论其发生学问题——必然是出于满足人类某些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因此国家履行着相同的职能。早期甚至只到近代，国家基本上行使着统治职能，即保持国家系统的完整性、保障公民的安全，提供少量的公共物品。19世纪末期，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国家的整合能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在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国家职能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公共管理职能逐渐凸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仅被要求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而存在。二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家干预经济领域的能力被大大强化了，一度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但是，好景不长，福利国家政策几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难以为继，国家无限度的渗入经济领域恰恰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国家本来是作为“市场失灵”的纠错者身份而介入经济领域，然而却未曾料到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将政府推向前台，而“政府失灵”又诉诸什么呢？这样就自然地引出“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达，如志愿域、非营利组织、第三域、公共领域等。它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和培训中心、博物馆、艺术馆、动物园、行业协会等等。20世纪末，“第三部门”运动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热衷于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旨在为人类自身提供人道主义帮助、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以及许多由政府无法承担的种种目标。1995年，全美国共有116.4 万个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第三部门”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它们可以分为会员性组织、公益性组织两大类。会员性组织又分为业主及专业组织、社交联谊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其它类组织四类；公益性组织可分为资金中介组织（包括基金会、联合筹款组织和专业筹款人或机构）、宗教组织和服务组织（包括医疗服务、教育、社会与法律服务、公民权益和文化艺术）。[1-p66]相对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 “第三部门”具有以下这些特性： 1.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并不意味着在运作过程中不会盈利，而是说这些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法律也禁止将组织的盈利分配给组织的经营者。 2.私立性。“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既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不受政府的管制。它只服从于法律。 3.自我治理性。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的原则，具有自我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受组织外管理程序的影响。 4.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所有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自愿原则下展开的。 5.公共利益性。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公益性的，组织成员的活动同样也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二 “第三部门”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福利国家政策在后现代国家的普遍失败这一事实。莱斯特·赛拉蒙（L.Salamon ）认为“第三部门”的存在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原因，即国家形成之前人们的自愿集结的传统。第二、市场缺陷，“第三部门”中的非营利组织使个人群体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以解决他们共同需求的但又无法使大多数人都支持的公共物品，这样就弥补了政府在解决市场缺陷时的不足。第三、政府缺陷，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机制的内在局限性。[2-p35～37] 从经济的角度视之，20世纪50—60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医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一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了70年代，这一政策使以英美为主的后现代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将发展志愿团体作为消弱政府社会支出战略的核心内容。[2-p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