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指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1]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领域，教育属于社会领域，教育所作所为不仅攸关教育自身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面对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要有因应之策；而教育自身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要有推动之策；教育与经济相互着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要有协同之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依靠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3]本文在政策分析基础上，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对“因应”、“推动”和“协同”三策进行阐述，供教育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者参考。 一、因应之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新供给经济学就“经济持续增长”开出的药方。经济理论一般认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等五要素属于供给侧。“需求侧管理更多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在经济处于短期波动的环境下，旨在令实际经济增长率尽量贴近即期的潜在增长率，经济过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重在解决长期问题，从根本上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4]“十三五”期间，我国着眼长远，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主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开展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影响经济增长不外乎两个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物”，并且两者相互着力，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教育的核心是解决“人的素质”问题，但必须以“物”作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教育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一方面，教育可以作为“三驾马车”的内容之一处于经济“需求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把教育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选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消费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另一方面，教育也可以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和创新供给的基础处于经济“供给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提高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教育是提升劳动力和创新的基石，是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入手，但绝不是无视“需求侧”，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满足升级的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于教育以不同的方式处于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供给侧入手”，还是“满足需求侧要求”，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教育必须有因应之策。 (一)以人口变化为导向，调节教育供给规模 围绕优化劳动力配置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央一是推出了“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这在近期需要增加学前教育供给，中期增加义务教育供给，远期增加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供给；二是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政策，“去库存”必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必然需要增加城镇高中以下教育的供给，而减少农村相应教育的供给；三是推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空间布局有机结合，人口导出区和人口导入区越来越明显，教育供给发生“位移”是避免不了的。由此，教育将出现“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建立起以人口变化为导向的教育规模调节机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省级教育统筹机制，加强省级政府对地市和区县高中以下教育在经费投入、师资调配、设备配置等方面的调控，促进教育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城乡全域教育规划机制，基于人口变化的预测，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城乡校点布局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且这个规划要以时间为序，多阶段规划合成，动态调控教育布局空间，而不是“一锤定音”式的僵死规划。三是城乡校地校产调配机制，基于土地确权，将农村闲置校地复耕，其复耕面积配给给城镇新建学校作为用地指标，其土地转让费用用于扶持薄弱学校；将公立空壳学校校产并入农村薄弱学校，防止闲置校舍及其财产被非教育“侵占”。四是刚性需求供给保障机制，在新建城区和老城人口新增区域，新建或者改扩建幼儿园和中小学，将所在地有入学需求的农村闲置中小学改建成幼儿园，满足“全面二孩政策”和“去房地产库存”所产生的教育需求，防止在城镇通过增加大规模学校和大额班级来解决适龄儿童入学的“将就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