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对这一论断的深刻理解要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中。在文艺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是一个老话题，如何使之有效常新需回到它得以可能的文化现实领域。现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感觉，是“上不着天(不能有效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立场)，下不着地(不能有效诠释文学现实而缺乏对社会现实言说的有效性)”，解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能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自说自话，而是要扎根广阔深厚的文化现实，有效参与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用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和思想研究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消费社会语境下解释现实的问题意识，以批评阐释的有效性支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自信，在根本点上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现实品格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信的基础 理论自信的显著特征就是批评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仅要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更要与当前变动不居的文化现实相契合，这是其理论自信的基础。说到底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这表明，文学、艺术和审美问题从来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而是蕴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实中，只有基于时代语境才能有效阐释，并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发生精神价值的移易。当下，文学观念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研究方法与范式，特别是文学批评场域生成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必须嵌入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高高在上作言不及义的抽象论说，唯此才能真正接地气。新中国初期的“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研究在学术论争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与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参与“美学大讨论”和积极介入文艺实践是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文艺发展格局，并以有效性特别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阐释占据学界主导地位。回归原初视野，马克思作为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不仅早年创作了大量诗歌，展现了他的文学情怀，而且显现出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和对文艺发展规律的洞察力，其理论批评充溢着对殖民主义者残暴的激愤和对底层被奴役民众的深刻同情。正是这种高远的情怀和现实关怀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理论中胜出，以理论的“高明”赢得时代话语权，形成时代最强音，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评正是凭着对“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实需要的有效回应，在各种理论竞争中获得精神感召力，赢得广泛的理论认同和尊重。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重新赢得学术话语权与主导地位，显然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力量与政策推动，而要凭其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和精神感召。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它早已通过法律、政策上升到国家意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中国梦”的思想保障。赢得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需要彰显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阐释的有效性，而文化现实的建构是其重要视角。本文正是从“文化现实的建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通过凸显问题意识来提升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审美判断力，以增强批评的学理性和前瞻性。我们期望理论重构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能仰望星空(弘扬文学理想)，又要脚踏实地(扎根深厚的变动不居的文化现实)，形成开放、包容、有逻辑自洽性并与文化现实有效互动的新范式，通过对一些肤浅化、碎片化、机械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潮做出清理和批判，使之在回归“文化现实”中获得创新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必须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作出有效阐释，能够在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中表达新中国的理论诉求和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固有其历史性和前瞻性，而着重强调现实性品格，主要基于当下的文化语境。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化现实建构的互动性，是为了从根本上回应当代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日益疏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圈子化和市场化倾向，相对此前它多关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当前应多关注文艺与经济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回应消费社会的一系列文化矛盾。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史，无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邓小平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都是强调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以及文艺的人民性和如何体现人民性的问题。现实中的某些文艺创作没有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没有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做着脱离人民真实生活的香车美女豪华酒店与高尔夫等链接的“奢靡之梦”，或者沉溺于所谓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自说自话，似乎现实生活离其文艺感觉很远，在文艺创作中根本感受不到“心的跳动”和人之常情。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必须扎根现实，这样的作品才能保持人民性立场和生活的温度。一定意义上，文化现实是文艺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最切近的语境，也是创作源泉。所谓文化现实不是抽象的精神观念，文化现实建构的含义之一就是从文化(文艺)眼光来观察、理解和引导社会现实，展示“文化化”(文艺化)的社会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强调文学理论发展与文化现实建构之间的互动和促进关系，旨在坚守和高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使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有效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话语、新表述和新范畴中彰显对社会主义文学理想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文学本质的追求。 文化现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着力点 “文化现实”并非现成的静止的铁板一块，而是变动不居，甚至风云变幻。当下的文化现实由文学艺术、影视生产、新闻出版、音乐、美术创意、电子游戏、数字艺术及其网络文化新业态等核心层构成，这些文化力量是文化现实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另外，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设计越发凸显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不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支撑，它既关涉创意和手艺，也关乎审美品格，进而使审美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声望。有学者指出：“设计师越来越怀疑作为一种魅力的‘美学’，并看到了它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功能。设计师对他们的实践，以及艺术的核心使命、技能和伦理等问题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在这样做时，他们常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③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审美观，19世纪莫里斯等人倡导的“新手工艺运动”的诉求越来越见诸当下的文化现实，使单调的生活充溢审美的色彩和情趣。随着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消弭，美学与非美学的领域在跨界融合中趋于模糊。虽然文化产业生产了很多文化垃圾，制造了无数的娱乐奇观，但不妨碍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文化价值传播、文明成果累积的一种主导方式，并深刻影响文化现实的构造与边界的移动，越来越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支撑，其中流通的不仅是金融经济，更是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价值观的传播。以文学生产为例，不仅当下文坛天下三分：传统作家的文学创作、青春文学的市场化写作、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齐头并进，而且文学意义的生成越发离不开市场，只有在文化市场中被消费的文学才能产生真正影响力。此前文学创作——读者阅读——文学欣赏模式，日益被当下文学生产——大众消费——文化休闲模式所取代，文学艺术越来越被置于市场和产业运作中。20世纪80年代发行上百万份的文学期刊，现在每月发行仅千余份，文学的经典阅读越来越让位于影视和网络视频的视像“悦读”。在此语境下，基于文学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与文化商品的大众化消费之间的多重关系，亟需建构对文艺的保护性机制及其独立性的批评原则。尽管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经济价值愈发受重视，但绝不能形成追逐文化GDP的社会导向，更不能快意于文化产品市场效益的放纵，否则会破坏健全的文化生态，导致文化现实的肢解及其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