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的发展总会伴随着不同的声音，而理论也正是在一次次的争辩中获取了前进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正值时代变革，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学术界的论战声也此起彼伏。 “大学是从不回应抨击的，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位大学教员以个人名义对一些抨击做出反应，尽管这些抨击是缺乏影响甚至是不恰当的，但在一次次被重复后它们会变得危险。”①这是摘自1964年3月16日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篇评论，作者是当时索邦大学的教授雷蒙·皮卡尔。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使这位在法国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的教授如此恼火，又是什么样的抨击使他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檄文回击呢？ 1963年罗兰·巴特分别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美国《现代语言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次年，这些文章被收录于巴特的《批评文集》。这令学院派大为光火，所以皮卡尔立刻在《世界报》上发表评论来回应巴特对学院派的指责。皮卡尔尤其针对的是一篇名为《两种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巴特指出，当时在法国存在着两种批评，一种是学院派，它主要采取的是从朗松继承下来的实证主义，而这种批评常给人以毫无生气的感觉；另一种批评是解释性批评，它形式多样，代表各不相同，如心理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现象学批评等等。正是由于巴特对学院派的批评引发了这场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和以皮卡尔为首的学院派的论战。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大学中的人文学科一直深受圣·伯夫传记式批评和泰纳的实证主义影响。学院派认为文学作品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复现，批评应该具有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是以大量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因此他们总是给予作品之外的东西以过多的关注，试图透过作品找到作者。在《世界报》的这篇评论中，皮卡尔并未正面回应巴特的指责，而只是一再地维护学院派的正统性，他指出巴特对学院派的否定也就是对法国大学的传统及所有大学教员的否定。虽然他也赞成巴特关于科学建立文学事实的观点，但他又同时声称彼此的方法和特质是完全不同的。他否认自己的批评是一种传记式的批评，认为所谓的“新批评”不过是不停地重复一些名词，是毫无意义的。此外，皮卡尔还怒斥道：“抨击大学是先锋派因循守旧的一部分，而巴特先生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②不难看出，在这篇文章中，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皮卡尔对巴特的愤慨之情，他认为巴特对学院派的抨击是“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诽谤”③。 事实上，令皮卡尔更不能接受的是巴特的著作《论拉辛》。1963年巴特将自己关于17世纪悲剧作家拉辛的三篇文章《拉辛人》，《说拉辛》和《历史还是文学》合为一书，以《论拉辛》为题出版。巴特在这本书中采用了精神分析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法来剖析拉辛的作品，并用符号学系统加以归纳。在巴特看来，这些互不相同的批评语言“没有一种是中性的，然而，承认不可能谈论关于拉辛的‘真理’，正是最终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存在于一种悖论之中：文学是一种物品、规律、技巧和成果的总合，它在当今社会的总体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在于使主观性制度化。要跟上这一趋势，批评家就应该使自己成为悖论，公开表明这场让他以某一种方式而不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谈论拉辛的必然的赌博，因为他本人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这里的第一条客观规则就是宣布不存在中性的阅读方式。”④由此，巴特揭示出拉辛戏剧的本质：“拉辛的戏剧不是爱的戏剧，而是暴力的戏剧；不是道德的戏剧，而是情欲的戏剧；不是充满着澄明的一片和谐，而是神秘的黑暗与惨淡的光明的伟大斗争。”⑤此外，1960年巴特在《历史还是文学》(Histoire ou littérature?)一文中讨论了其他有关拉辛的评论著作，其中也包括皮卡尔的博士论文《拉辛生平》。巴特认为这些批评过分依赖历史考据，热衷于作者的个人活动，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使文学批评变成了个人传记。 作为当时研究拉辛的专家，皮卡尔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责，于是这场法国批评史上新旧两派的论战愈演愈烈。1965年，皮卡尔针对巴特的理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新批评还是新骗术？》(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指责这种所谓的多元阐释理论是对古典悲剧作家拉辛的一种亵渎，冒犯了实证主义批评的权威以及学院派的学术权威。他认为巴特所谓的科学性、严格性不过是通过一些晦涩的术语故弄玄虚，巴特对拉辛的论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皮卡尔在文中一再声称学院派通过耐心的研究确实发现了关于拉辛的真理，他尤其强调语言的确定性、心理连贯性的含义以及风格的结构要求为研究提供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从而确保了对拉辛作品进行阐释的客观性。 皮卡尔完全拒绝承认语言的不确定性以及语言的象征意义，他认为如果批评家可以任意地、完全凭主观地去对待作品，那么最终会完全背离作者的原意，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皮卡尔在这本册子中的激烈言辞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使这场论战趋于白热化，而巴特也因此成为了新批评的代言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66年，巴特针对皮卡尔的抨击发表了《批评与真实》一书。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巴特首先针对学院派所宣称的批评的拟真性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艺术就和拟真性联系在了一起，而事实上，拟真并不就等于历史或者科学。“批评的拟真喜爱很多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特别具有规范性，”⑥只要是超出了这个规范性的范围，就被认为是反常的或无法令人接受的。随后巴特又对拟真性的具体条规（客观性、品味和明晰性）逐一进行了分析。学院派认为批评的客观性是建立在“语言的确定性、心理连贯性的含义和风格的结构要求”上，而在巴特看来这几点只是辞典学、心理学和文体学的结合，缺乏具体的标准。此外，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象征性的本质，所以巴特对于把批评只限于作品字面意义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问题是人们有没有权利在字面意义之外，读到其他与本义无违的其他意义，这不是辞典所能回答的问题，是要在语言的象征本质上下的总体判定。”(Barthes，1966:11)巴特还提出“所有批评的客观性并不是依赖准则的选择，而是看它所选择的模式是如何严格地运用到分析上去。”(Barthes，1966:11)至于批评的品味，巴特认为学院派把所有无法归到科学中的一切价值都纳入了品味之中，品味拒绝谈论客体，即实物，其唯一的对象只是单一的价值，而这正与新批评相反，新批评十分注重对实物的探讨。因此，尽管旧批评一再标榜其科学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关于明晰性，巴特认为明晰性只是建立在接受者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这是一种语言的禁令，他指责旧批评“虔诚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Barhtes，1966:21)。在第二部分中，巴特并未继续针对皮卡尔的抨击做出回应，而是就文学与批评，批评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讨论，提出了以语言学类型作为文学科学的基本模式。他认为“批评并非科学；科学是探索意义的，批评则是产生意义的”(Barthes，1966:62)，抛开了作者意图后的文本，自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可能。因此，批评应该与作者保持距离，并积极从作品中导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