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及其儒家美学的文质观，学界习惯于以现代美学思维（如内容与形式、内在性情与外在修饰的二元框架）解说之，这固然道出了儒家美学的某些重要方面，但也遮蔽了它的一些真实内涵和精神要义。本文从周代礼制的“文”化态势入手，揭示儒家美学文质观的思想文化之源；从儒道对照的角度，阐述持从周、宗周立场的儒家和批判周代礼乐文化的道家文质观的重大差异，以期对儒家美学这一重要内容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和解释。 一、从“郁郁乎文哉”到“周之弊以文胜” 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对常见的范畴。究其最初的含义，“文”是指形式、现象，“质”是指内容、本质。再延伸，就是本然与修饰的关系，以至于在风格上表示华美、艳丽与朴素、典雅的区分①。 然而，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文”作为西周文化制度通向艺术、审美的联结点这一特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儒家创始人孔子对西周礼乐隆盛的文化可谓梦牵魂绕了！要真正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美学的文质观，就必须首先从孔子所梦牵魂绕的周代礼制入手。在周代，“礼”渗透到上层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据《礼记·中庸》，当时“礼仪三千，威仪三千”。礼在周代乃至后来一直被视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天纲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礼记·哀公问》曾记载孔子言论：“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所以礼就是要把已分化了的不同等级差异合理化、制度化、仪式化，以做到“贵贱有等”（《荀子·礼论》）、“长幼有序”（《孟子·滕文公上》）、“男女有别”（《礼记·大传》）、“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礼是以“一套象征意义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并由此使得交往关系‘文’化，和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②。从这个意义上，礼一方面是对社群中的人的行为的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对人脱离动物性、粗鄙状态的“文”化、雅化、高尚化的努力。因为西周的文化制作，使人“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的雕琢，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就把礼的这一方面功能概括为“一种优雅和模范行动的体系”与“举止文雅的艺术”③。用今天的术语，可以说周代礼制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美学，它追求的是一种合乎社群价值的理性、适宜、和谐、（言行）规范、（举止）高雅的状态和境界。礼的“文”化，使它通于艺术，通于美学，使它成为一种积淀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内涵的感性形式。辜鸿铭认为英译《礼记》，书名不取“Rite”而用“Art”，是深有用心的。 周尚文，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就列举了“先王”时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从广义上讲，一切制度、器物、人的修养，都是“文”。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④“礼自外作，故文。”（《礼记·乐记》）“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礼记·礼器》）“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西周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礼乐制度正是“文”的核心内容。《国语·鲁语下》云：“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如果说“其中”是内质的话，那么表现出来的可见、可闻、可感的东西就是“文”了。《礼记·乐记》更认为：“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乐之文”、“礼之文”是礼和乐的表现形式，指人的表情、动作、服饰、语言、声调等，它们是社群中人们诚敬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来，文与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然而，“质”是无形的，只有“文”才具体可感，并能示人以遵循、学习的准依。因此，在西周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中，一方面高度重视人的内在诚敬等真实的伦理亲情，并由此得出文附于质、内容决定形式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大量生产出可供社群共同遵循的形式条文，从而更凸显“文”的重要性来，甚至于出现了如后人所说的“周之弊在文胜”（钱大昕《老子新解·序》）的现象。《礼记·表记》载孔子言夏、商、周三代文化之不同，就触及了这一点。其言：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里尽管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概括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谈到的三代文与质的特点及其流弊，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夏人由于处于文明之初，保持了人类自然状态的许多东西，正如清人孙希旦所解释的那样，“上之文网疏，则下之机智少”。因此他们“骄倨而鄙野，朴陋而无文”。周代是中国已进入成熟的文明时期。“追逐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诗·大雅·棫朴》，朱熹《诗集传》：“追，雕也”，“相，质也”。）周代礼制所重视的礼仪层级化，也增加了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尊礼尚施则文胜。……文胜则实意衰，习于威仪揖让之节，故其敝也，便利而儇巧；相接以言辞，故其敝也，文辞多而不以捷给为惭；仪物繁多，故其敝也，伤害于财力，至于困敝而不能振也。”因此，礼乐隆盛的周代文化，确实有一种“文胜”的特点和发展为“后世之虚饰”⑤的潜在内涵。在比较了三代不同的文化特点后，《礼记·表记》又传孔子之言，总结道：“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正是在肯定了周代“郁郁乎文哉”的“尚文”的同时，也指出了他“质不胜文”的某些片面性。尽管《礼记》中所载的“子曰”不一定真的出自孔子之口，但这里论到的周代文化特点及其流弊，我认为还是切当的。此后，尚周的儒家信徒同样继承了周代这一“文胜”之弊，《刘子》就曾这样概括儒家思想的特点及其可能出现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