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一 文化在历史中穿行，其发展过程中随机的因素很多，虽然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但是，那是历史的必然，不是逻辑的必然。历史存在于逻辑之外。然而，对文化的描述则要遵循逻辑，因为一种描述即代表一种话语逻辑，没有逻辑就无法构成话语，亦不成其为描述。尽管在描述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统统来自历史，历史也常常有逻辑化的倾向，但是，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却常常以消除种种逻辑设定为前提。可以说历史发展的各种机遇越多越丰富，它和文化逻辑的冲突就越大。 以符号—话语文化观看，文化的逻辑是符号的逻辑，是符号系统化、规范化的逻辑，是符号在其运作过程中不断调整，越发精细、越发严整的自组织过程，故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能自成体系，表达完整的意义。并且其体系性越强、意义越完整越丰富，就越表示着该文化的成熟。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证明这一点。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却对这一逻辑表示怀疑。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越出了以往的历史图景，有关种种未来的预测：社会发展的预测、文化前景的预测统统露出了破绽。这不仅是历史对逻辑的嘲弄、非规范非系统对规范和系统的取笑，也是高速度对低速度的一种令人难堪的挑战。 因为，符号能指的系统化规范化与所指的精密化清晰化均需要一定的过程，该过程以一定的时间长度作保证。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无论是符号还是符号意义，其产生的速度相当缓慢，所谓缓慢是指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产生的符号数量很低，人们有足够的余暇去消化它、规整它，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注入各个系统，而那些未受规范的符号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消退。因此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眼前都显示出和真理同一的毋庸置疑的面孔，面对传统文化就如同面对历史的缩影。 进入工业社会，符号产生的频率加快，符号的种类繁多，虽然人们整理符号的能力亦随之加强，但是，现代人文文化远比传统文化来得松散、活泼，其边缘模糊，组合性强。这是由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膨胀、交叉、覆盖及由此而带来的歧义、含混所导致的，故现代人文文化一方面日趋精细（由于符号体系和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有大量的能指游离在各类文化之间，徘徊彷徨。这种情形表明文化之流已开始偏离固有的、由历史和惯例设定的河床，干流和支流、干流和干流、支流和支流之间的定位也出了问题。自然，现代文化既然由传统文化脱胎而来，其绳墨规矩大多有传统的影子在，人们在心理上也是依照过去的惯例来理解文化，看待符号的，因此，对待文化的传统的态度限制了或拘囿了人们对于现代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人们面对的是现代文化，而对待和处理文化的思路和方式则是古老的、缓慢的。人们非此即彼地、分门别类地、经纬分明地将各类文化现象区分开来，分别界定，但是仍然有许多似乎是乖谬的现象在界定之外，于是现代文化给人们带来了众多的难题和困惑。这些难题和困惑造就了一大批现代批评家和现代文化史家，他们必须向人们解释那些没有生动形象的色彩和随心所欲的笔触（甚至胡涂乱抹）为什么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并把它们归入某一种类；他们必须向人们解释那些无旋律的噪音或震耳欲聋的宣泄为什么也能称之为音乐，并给以音乐史上的一席地位；他们还要向人们解释某些莫名其妙的或哗众取宠的行为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来看待。 他们的解答，有的帮助人们消除了困惑，但更多的则是增添了困惑，因为建立一种新的理论规范所需要的稳定状态（如一定长度的时间、一定范围内的认同等等）总是被层出不穷的、难以归类的符号所打破。特别是那些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某一社会功能出发的文化理论，更是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人的文化困惑倒是由种种文化理论带来的：从逻辑出发的理论无法得到历史的修正（社会的迅速发展没有给予这种机会，也没有可能在历史描述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历史理论），而面对符号的海洋，人们又不能不凭借理论之舟精疲力尽地去渡航，故所谓困惑实际上是理论的无能和理论建构的缓慢引起的，它似乎预示着种种文化理论行将衰落。 进入后工业社会，这种现象在加剧，高科技高信息时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大量品类相同或相异的符号，并且由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迅捷地将它们传递开去。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还能将原本不供交流、不具意义的对象变成符号，进入意义系统。难怪罗兰·巴特一到日本就惊叹进入了符号帝国。高度发达的经济，异国的情调，东方的文明──所有这些色彩缤纷的现象构成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西方文化人来说，无疑都是符号，而事物的实际功用都隐退到遥远的背景中去。巴特称：“在这个国度中，能指的帝国是如此辽阔，能指是如此地超于言外，符号的交流竟成为一种华贵的奢侈，一种变幻莫测之举，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玄妙机巧，而且置语言的遮蔽性质于不顾，有时甚至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遮蔽性质，上述诸般妙境才成为可能。”（罗兰·巴特《符号帝国》，《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第4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位符号学大师还在《符号学原理》中把许多意义行为符号化，将它们分别归入诸如“衣着系统”、“食物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或其它新的符号系统。可以说，由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每一种新事物、新现象都能作为符号来读解，这不仅取决于文化人、批评家的读解能力，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社会的生机、活力和各种生活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所有这些决定了该社会的制作符号的能力。 二 在一个大众传媒十分活跃、商品生产格外发达、商品推销和广告无孔不入的时代，生活的丰富性似乎就等于符号的丰富性。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富裕虽然还经不起社会总人口的整除，但是，其符号的丰富却达到了过剩的水平，除非身处穷乡僻壤，每个人都超负荷地享受符号的成果。尽管种种统计表明，当代人花在阅读上的时间越来越吝啬，但是这既不能证明当代人的浅薄，也不能证明他们和符号的交往就比前人来得少。因为昼夜播放的电视、雄踞在大厦及广场上的广告、街头招贴、商品橱窗、各类上门服务和买回家的商品的包装，时时刻刻都在将各种信息和符号送入人们的脑海。可以说，当代人是生活在一个符号泛滥、意义相对匮乏的社会中（或者说是因为符号的过剩而使意义显得贫困的），人们找不到那么多的意义来填充随处可见的符号，人们也不可能象生产符号那样迅捷地生产意义，于是，由于意义的稀薄与匮乏，符号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急剧下降，它的神圣性、权威性遭到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兴趣和精力来对符号进行规整。符号的系统化、规范化、自组织过程本身也因为跟不上符号生产的节奏而日渐滞后。应当说，符号系统化规范化的滞后和权威性的削弱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个别的、零乱的、散落的、不经组织的符号是不足道的，没有体系就难以构成完整的意义，就难以施展影响，就难以树立起权威。同样，没有权威的统一，符号的体系化规范化进程就会大大地减慢，作为体系而发挥作用的符号的功效也就会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