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世纪分分秒秒地向我们走来之际，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都在思考：这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又将在新的世纪做一些什么？怎样去做？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邀集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六十余人，从1999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代表院长李铁映到会表示祝贺并致词。她指出，“在下个世纪，中国人民不仅要圆四个现代化的梦，而且还必须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和改造，使之与时代精神、科学精神融为一体，再铸我们民族的现代人文精神。文学、文学学术对于传承、光大和更新传统人文精神有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文学所所长杨义在开幕词中提出，这次会议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压轴戏”，是研究者通过交流，生长思想金苹果的盛会。 一、迎接全球化的冲击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所有非西方文化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我们应取一个怎样的姿态，这是与会代表们极为关注的课题。杨义认为，在强势文化在世界流通时，怎样保留文化的深度，为这世界多保留一份精彩，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强势文化正在对众多的非强势文化进行一种“脱色”处理，使这些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这种灭绝大于物种灭绝给我们人类的生态带来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我们所寻求的是与西方对话，而不是对抗。我们要寻求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有共同的话题，才能引起对话，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引导对话的深入。共同的话题，指的是共同的智慧水平上和人类共同关注点上的对话，而不同的声音指的是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资源，发挥不同的独创性。如果一个学者能够在西方自封为神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上，发现一种有缺陷的世界性，就具有一种犀利的理论能力，我们的很多创造，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需要返回中国古代的文化原点，参照西方的理治，贯通融合古今文史，以创新的体系。 孙歌在发言中谈到了在亚洲思考的定位。她提出了一些供人们思考的问题：亚洲是否可以作为与西方对立的理念来理解？亚洲内部的历史紧张关系，包括战争的记忆，邻国之间的许多摩擦，等等，是否有可能进入亚洲视野？西方学者在建构世界体系时不包括亚洲，那么，亚洲研究是对西方学者建构世界体系的一个有效的呼应。她在发言中提到《在亚洲思考》一书中的两个相互补充的观点：浜下武志提出了一个相对于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另一个体系——朝贡体系，也就是说，自从有了朝贡这个东亚社会的基本秩序以来，在亚洲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体系，而且近代以来，它通过海洋逐渐波及到全球。他的缺陷是，试图建立一个整体的框架，但忽视里面的紧张和冲突，沟口雄山等人则专门处理局部的紧张关系。这两类研究者提供的张力场，会给我们今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提供启示。 谈到民族主义问题，孙景尧对那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既要反欧洲中心；也要反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仅与民族意识、民族情结、民族传统、民族认同等紧密相关，而且还与该民族生存与否的基本人权紧紧相连。他还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比较文学家一再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命提，但是，他们常常忽视这一命题的基本精神。歌德的原意是要人们将视角越出欧洲语言文学的狭窄圈子而转向世界，而比较文学学科形成时期，却被“欧洲文学”研究的主流所淹没。 高建平说，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文化的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但同时，也应在与西方对话中发展自我，并将找们文化中的精华向国外介绍。有一位美国教授曾写道：我们要多和中国人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所讨论的而他们不知道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些中国学者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不满意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光不满，没有用。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也告诉他们一些我们所知道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有趣的话题？平等对话，需要的是一种平等心态；而怎样实现有效对话，则需要了解对方。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切入我们的思考，引导到我们的话题上去，再以我们的话题展开，达到丰富人类文化的目的。 邓绍基指出，我们可以借助西方的思想框架，展开对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再以对中国文学现象的丰富经验，突破西方的思想框架。在这方面，一些先生所从事的叙事学，就是一个例子。运用西方的叙事学研究成果展开对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研究，又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叙事方式中总结出一种中国叙事学。推而广之，我们对其它文学学利的研究，也可采取类似的方法、这对于发展切合中国情况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与西方对话，对于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都是有益的。 针对全球化的大趋势，陈晓明提出找们介人全球化体系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状况。现代化的列车已经开动，问题已不是上不上这趟列车，而只是上车的成本。我们要大量地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和手段，来考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可能会使我们的机会成本降低到最低。他提出“后后结构主义”的概念框架作为转型时期的学术战略。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文化研究并不是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的终结，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综合的趋势。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流派，例如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后结构主义的翻版，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中加入了一点它自己的方法而已。因此，从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综合运用所激发出的学科的活力。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过份强调中国人要说自己的话，会阻碍我们对一些现有的比较好的知识的运用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