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发展之路是走向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是最先促其萌芽和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现代文学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是一种新的人的文学；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意义概念。经过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因此，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年8月8日至8月11日，由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延边大学共同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刘中树、金照正和马自力首先代表三家主办单位致辞，随即与会者围绕着中心议题进行了十分认真和自由的讨论。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各种观点激烈碰撞，表现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和当代学者之间平等、自由交流的学术精神。 一、多元共存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观念的确立 1996年，青年学者杨春时、宋剑华发表了一系列文意，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命题，从而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界关于百年中国文学近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广泛讨论。此次会议上，宋剑华（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先发言，他仍然坚持原初的观点，认为现在必须理清现代性、现代意识、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应将中国文学放在文学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来确立其属性。从时间段上，虽然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存在共时性，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入现代。他指出，现代性是现代性质而非现代因素，20世纪这一百年中有许多现代因素存在于生活与文学之中，但这些因素没有形成主流或主潮，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来看现代文学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疑问。他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化的，但并不表示其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性。他从近代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学内涵入手，对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作出了界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太关注社会的外在形态，它的社会内涵明显大于它的审美价值，所以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转型期过渡文学，其表现形式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相通之处，而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相通。最终，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也只进入到灵魂的外部而没有走入灵魂的深处。 宋剑华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探讨。与会的专家和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界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性。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宋剑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普通主义的“现代”观。他认为现代化是现代之过程、现代之所行；现代意识是人类对于现代的主观认知、自我认识；而现代性则是人类关于时间的一种意识，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本质。现代性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很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关于时间的一种意识，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进入历史的塑造。他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把现代性区分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美学的现代性。认为前者表现了人们对于进步和理性的信仰；后者却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世俗化趋向，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批评和质疑。这不仅在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中，而且在早于它的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皆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他不同意宋剑华的以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标志的说法。他认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美学的现代性相伴相生，展现为矛盾的自我质疑的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产生的条件到内容和表现形式皆与西方不同。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既隐含着资本的意志，也受惠于现代进程中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不同民族生活的交会融合。只有在基本价值趋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才能真正分享相互的差异和获得其主体的利益和尊严。 面对这一问题，龙泉明（武汉大学中文系）则进一步把中国20世纪文学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他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主导性质是现代性的，它的整个现代化行程虽然艰难曲折但在总体上却是逐步深入的，其性质与特征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且越到后来越鲜明。他认为，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追寻文学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文学的现代性就是文学为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所应具有的性质与特征。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文学现代化过程的认定。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应当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实质上是近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第二，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龙泉明不赞成把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画等号，因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收与运用上。然而，若将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优秀作品排除出去，中国20世纪文学的成就也将黯然失色。 王学谦（吉林大学文学院）也从文学社会学视角入手，指出社会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最终参照系，文学现代性的深入探讨有赖于社会现代性的准确认识，但应立足于文学本位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不是互补式的而是对立式的。要解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首先要对现代历史中这两条道路进行价值判断。这两种现代化模式均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现代文学中的争论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两种文学现代化模式的论证。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一直处于一种不流畅的、矛盾的循环阐释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说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现代性。他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在反应社会现代性时应立足于文学本位。从终极意义上理解，文学就是人学。而文学应立足于价值理性，越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就越具有价值理性的强度。若用人学的观点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只体现在以人的个性自由、人道主义为中心叙述的文学当中，而深刻的启蒙主义是一种人的价值的重构。它试图以人的价值的重构来完成历史的重构。 袁国兴（吉林大学文学院）则冷静地指出，我国的现今文学界是否应消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热，这个热本身恰恰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现代性的表征。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现代性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值得考虑，而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令人深思，若此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恰恰是不具备现代性的。从古代开始，文学承担的义务就是文学是时代趣味中心的体现。而我们说的时代性问题包括时代意识、现代化、现代性，在我们讨论的层面上不外乎是人的主观判断。现在讨论从西方拿来的“现代性”问题意义似乎不大，而需要讨论的应是方向问题而非道路的曲直问题。他最后指出，文学应回到文学本身做踏踏实实的工作。文学研究亦如此，我们的文学史要讨论他本身有什么规律、意识，怎样写。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文学界自然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历史的进步不在于讨论问题的孰是孰非，而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范畴和一个新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