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5-0039-05 从学术层面说，斯皮瓦克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者”，一方面，她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经常称德里达为自己的老师，有时她又坚持认为“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一方面，她申明“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又说，“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思想来源的复杂丝毫没有给其文化批评带来驳杂对立的局面，原因是，斯皮瓦克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分析立场，她不是把各种思想综合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是以策略性的态度对待各种异质性思想，并把这些相互对立的思想运用到后殖民批评的具体问题之中。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的主题，一是对西方女性殖民话语的批评，二是对庶民主体意识和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思考，三是从庶民立场批判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和政治霸权。 一、殖民话语分析 《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的主旨，以斯皮瓦克的话说，是指出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顽固地持有殖民主义观点[1]153。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从第三世界女性角度批评法国女性主义代表克里斯蒂娃和西苏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克里斯蒂娃的《论中国妇女》所表达的西方文化中的女性主义看视第三世界女性的视角。西方女性主义一方面以女性意识反抗西方男性霸权，揭露西方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客体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其女性身份和第一世界视角纠缠在一起，可能引起诸多意想不到的论述后果。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复杂身份中，克里斯蒂娃暴露了自己的不自觉的西方文化意识，这就是居高临下的西方白人中心的东方主义意识，其中，东方女性是远距离的客体化的陌生的他者。这样，西方女性主义看似具有的普遍性的幻象在此破灭了。 克里斯蒂娃是典型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其对中国妇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即把中国文化阴性化他者化，这其实是以西方白人男性的观点看视中国他者。中国女性对于她是一个他者，但她自身又是西方男性的他者，对于这个双重的意识形态，克里斯蒂娃是没有自觉的，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蒂娃是巩固了白人男性—白人女性—中国男性—中国女性的暴力等级”[2]85。她的中国女性论述并没有展现中国妇女的现实，而只是巩固了西方白人中心论，在她那里，中国女性与其他第三世界女性一样，是被普遍化、概括化和符号化的。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样的论述不能质疑西方男性中心论，反而成为第三世界女性的压迫者。斯皮瓦克说：“女性主义学者应该学会向她们（第三世界女性）学习，与她们对话，应该设问她们与政治和性的接触不仅仅只为我们的超级理论和启蒙的热情所改变”[1]135。斯皮瓦克并不赞同只有本国人才能认识自身的陈腐观点，但她认为，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斯皮瓦克批评克里斯蒂娃说，她在论述中国时，把主题选择在模糊的过去而不是现在，对古代东方采取的是尚古主义态度，对当代东方则予以蔑视。此外，克里斯蒂娃的毛病，是多以文选里所介绍的名女人的生平中所收集到的资料为根据，缺乏第一手研究文献，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结论，而没有分析这种结论是否适合于中国妇女。斯皮瓦克批评说，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的断言当然是善意的；我的观点是，它起源于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病症”[1]138。把东方他者化、一体化，从西方优越文化的立场看视东方，以道听途说的资料为研究的依据，以相互指涉的东方主义文献为研究的前提，这正是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学家的一贯做法。斯皮瓦克说：“我认为，把法国傲慢的女性主义信条蓄意地运用到政治单一的不同场合不会生效。”[1]141斯皮瓦克告诫，法国和英美的女性主义的区别是表面的，在面对第三世界妇女时，不仅仅要问我是谁，还要问，谁是另一个妇女？我如何称呼她？她又如何称呼我？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自觉，西方女性主义难以摆脱白人文化的意识形态，难以真正看到第三世界妇女的真实处境，也无法反省西方女性主义普遍性的虚妄。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中国妇女只是一个能指，是为了构筑其自我位置的一个符号，中国妇女可替换为印度妇女、孟加拉妇女而毫无差别。 《三个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把《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的观点应用到英美文学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三个女性的文本，继续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种族中心论展开批判。在文章的开篇，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乃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而文学在文化表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女性主义批评的新视角重又孕育出帝国主义原则时，似乎特别令人遗憾。在欧洲和英美，人们对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抱着孤立主义者的欣赏态度，从而确立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准则”[3]223。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经典文本。简爱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斯皮瓦克所说的生儿育女和塑造灵魂，前者达到个人与家庭的结合，后者通过履行社会义务达到公民与社会的结合。以孤立主义的方式阅读，即把文本放置在宗主国语境中看视《简·爱》，其结果只能读到激进的女性的心理传记，这是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阅读方法，也是《简·爱》被视为西方经典的原因。但斯皮瓦克要尽力远离“女性个人主义者的主体建构那个令人迷惑的焦点”，而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简·爱》。这种方法就是萨伊德所谓的对位阅读法，即联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文化背景，西方经典文本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就可以被呈现。斯皮瓦克发现，这篇小说最核心的地方是，简何以从反家庭成员变成了合法的家庭成员的呢？答案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给小说提供了有效的“话语场域”，它通过把罗切斯特在牙买加的合法妻子伯沙·梅森妖魔化而实现了小说的目的。在小说中，“欧洲吹来的甜美凉风还在树叶上低语，整个大西洋沿岸闪耀着自由的光辉”。与此对照的是，西印度群岛那个被帝国主义征服的疆域被描述为地狱，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梅森则被描写成“四肢匍匐着的，抓着，嗥叫着的”野兽。斯皮瓦克指出，“在勃朗特的作品里，本土的主体(subject)不只是近似动物，而且成了所谓的绝对命令下恐怖统治的客体(object)”[3]229。康德的绝对命令以推崇人的理性和目的性而成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宣言。但是，“人是自身的目的”这一论断里的人是西方的文明的理性的人，非西方殖民地的人则是需要西方文明教化的有待启蒙之光照亮的人。伟大的哲学一旦用于具体的政治行为，就可能被滑稽地模仿。“就绝对命令而言，这种模仿抗议使帝国主义事业达到名正言顺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以下的法则：使异教徒变成文明人，以便把他作为自身的目的对待。”[3]229而这一点处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之外。梅森虽然是牙买加种植园主的女儿，但她处于人兽之间。正是她的未开化和精神失常，正是她像一个动物那样的死去成就了简的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成就了她和罗切斯特的“高尚”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