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和作家是一对欢喜冤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印证和相互牵制的微妙关联。批评家总难免得罪一些作家，而恼火的作家往往会出言不逊，典型如歌德的叫喊：“打死他，这狗东西！他是一个批评家！”（注：转引自黄燎宇：《尴尬人做尴尬事——批评家的批评》《外国文学》1996年6期。）相对于西方的文学环境，当代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张，尽管也有王朔这样的作家奚落批评家是阉人，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和睦共处的人文生态。 在不少世人的眼中，批语家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才气搞创作，才只好退而求其次，不尴不尬地操起了批评的行当。也不时地会听到作家对批评家的抱怨，认为对方对自己作品的缺点的分析，是眼高手低的指责和嫉妒。对于许多批评家而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某种派生意义，是他们心头的暗伤。尤其是那些创作理想幻灭之后转向批评实践的批评家，为人作嫁的服务性质沉重地压迫着壮志未酬的灵魂。 批评也是文学，批评家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解读与阐释，同样可以体现独创性，展示艺术潜质。但是，要指望批评比其批评对象更出色，更永恒，似乎并不是易事，红学专家与曹雪芹毕竟不能混为一谈。毋庸讳言，批评确实有某种程度的派生性质，这与编辑和翻译有类似的特性，一如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尽管从不显山露水，但那种甘做幕后英雄的敬业精神，往往更值得崇敬。批评家没必要喧宾夺主，故意地混淆创作与批评的界限，甚至不妨承认批评的从属地位与寄生性质，这不但无损于批评家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反而体现出诚实、谦虚、奉献的美德，但批评家不能做寄生虫。 由于批评的这种尴尬地位，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冒险的事业。如果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与审美的独立判断，批评家倾其所有才华的奋斗，也仅能使自己成为—个暖昧的、模糊的“影子”。事实上，在批评家漫长的精神历程中，有着太多的力量诱惑他，甚至强迫他变成—个寄生虫。 在文学史上，稀罕的永远只能是那种如别林斯基所言的“作为行动中的美学”的、特立独行的批评，多产的从来就是那种依附于种种外力的“寄生批评”。就“寄生批评”的形态而言，大致有几种类型： 权力寄生。在任何一种政权形式的国度里，“御用文人”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他们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批判性知识分子所抨击的“看门狗”，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帮忙文人”：“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注：《鲁迅全集》第四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他们听令于权力意志，在其文字中，他们仅仅充当—个话语转述者的角色，他们在用“我”和“我们”的人称进行发言时，从来都是虚张声势，他们的主体性被幕后的强权铁腕所牢牢掌控，充当近似于傀儡的话语工具。这一类批评多采用“不容置疑”、“毫无疑问”等专断的语气发言，体现出一种党同伐异、定于一尊的一元化倾向。在文学观念上，这类批评把政治目标作为优先性标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形式智慧服务于文学的政治目的，体现出鲜明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权力寄生付出了丧失人格独立性的代价，甚至“反误了卿卿性命”，但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道路。对于其中的奥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尔在《自由交流》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大概是他们个人对国家有许多期待吧，事业啦，勋章哪，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往往是很可笑的，但是它使人们依恋国家，并且接受国家的控制。此外还有一条规律（可以称为日丹诺夫规律），即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中于寻求外界的权力（教会、政党、金钱、国家，总之依时间地点而定）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内的身价。”（注：皮埃尔·布厄迪尔、汉斯·哈克：《自由交流》，72、17-18页，三联书店，1996。） 商业寄生。为金钱而帮闲凑趣，呐喊助阵，是那些受豢养的门客难以摆脱的宿命。20世纪90年代初期鼓噪一时的“文学危机论”和文人下海风潮，使不少文学留守者急切地寻找拯救文学与拯救自己的对策，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境下，呼唤日渐遥远的轰动效应成为一种普遍心态。为了使文学显得“有用”，能够养活自己，不少陷入困境的文学期刊开始拿出不少版面来刊登“广告文学”，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文学回到自身的批评家也开始重提文学的现实功用。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最为关心的不是文学有没有“用”，而是害怕自己在消费大潮中变得“无用”。因此，在消极的层面上，文化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可以视为文学主体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并试图借此重新返回中心的努力，批评的功利性、依附性、消费性得以充分显现（注：参见拙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377-37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商业对文学的招安，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现象。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雇佣批评”开始泛滥。为了炒作，出版商雇请知名批评家召开形形色色的“作品研讨会”，批评家们也知趣地慷慨美言，顶多是“大表扬小批评”，以此换取所谓的“车马费”，而出版商们则以低谦的价格买取批评家的名头，在各大报刊发表新闻通稿，借批评家的名义来进行肉麻的吹捧。这样的“会议批评”已经丧失了批评的本质，沦落为商业的应声虫。正如布厄迪尔所言：“总之，必须控制新闻界，迫使它为企业作免费宣传。企业在文艺资助上投资，利用新闻界，使它为企业捧场、扬名，等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注：皮埃尔·布厄迪尔、汉斯·哈克：《自由交流》，72、17-18页，三联书店，1996。）今日的一些批评家和那些在新闻通稿后面挂名的记者—起（这些稿件往往不是署名者撰写的），以所获取的报酬为标准而不是以作品的艺术品质为标准，不辨妍媸地为书商促销。 话语寄生。今日的批评，少有那种直来直去的、一针见血的文字，不少批评家都大段大段地罗列那些大师们的言论，操练着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历史批评、新批评、后现代批评等五花八门的批评流派的十八般武艺，用统一的腔调说着大话、空话、假话，几乎用同一种腔调将简单的道理说得深奥无比，将简单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符号和公式。近几年一直有人在讨论批评的“失语”现象，事实上批评界并非喑哑无声，而是陷入了鹦鹉学舌的喧哗之中，在所说的话中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贩卖的全是别人的东西，紧跟着不断涌入的西方精神思潮，不断地恍然大悟和不知所措，被话语创新的狗撵得狼奔豕突，无法安静下来思考—些真实的问题，而总是被一些看似新潮的“伪问题”所控制。在这样的追逐中，批评主体就陷入了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记者型哲学家”的困境，不是人在说话，而是所说的话在奴役着说话者。更常见的话语寄生现象是，一些所谓的跟踪批评惟作家的马首是瞻，引经据典地吹捧作家的新发现与新突破，在长期的习惯中养成了只会阿谀奉承的奴才性格。还有一种逆反性质的“骂派批评”，专挑作家的刺，甚至于不看作品就大放厥词。这种姿态正如罗洛·梅所言：“如果意志始终停留在抗议上，它就始终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抗议的东西。因此，抗议乃是发育不全的意志。它像儿童依赖自己的父母一样从自己的敌人身上获得动力；而这迟早会把意志的内容掏空。因为你始终是你敌人的影子，随时随地须等侯他采取行动然后你才能采取行动。”（注：罗洛·梅：《爱与意志》，208-20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重点号原有。）从这种角度来看，这样的批评是在寄生焦虑驱使下的反抗，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对对方的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