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成为现实，几乎整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人在谈论全球化，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相联系。因而毫不奇怪，使用这一术语已经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应该承认，不管我们喜欢它或者讨厌它，我们都无法回避全球化这一现象。而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批评策略时，自然也应该从探讨这一现象的本原开始。 实际上，全球化的现象并不仅仅是20世纪后半叶才突然出现在西方社会的，而是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这完全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中见出。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中，马恩至少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由西向东、由中心到边缘的旅行过程；(2)由资本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划分；(3)跨国资本的崛起、资金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形成为资本的全面全球化铺平了道路；(4)由物质生产带来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出现，等等。虽然马恩并没有专门讨论知识生产和文化生产领域里的全球化现象，但他们已经在书中涉及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也就是各民族的文学最终将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应该承认，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性质文化的同化，而是在一种全球文化大背景之下各民族文化仍保持着多元的发展走向。也即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称的“使普遍主义特殊化和使特殊主义普遍化”（注：参见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伦敦：赛其出版社，1992版，尤其是第六章。）的尝试，这也就是所谓的“和合”或“和而不同”。不承认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以便提出自己相应的对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态度。而当今时代出现在经济领域和文化知识生活中的全球化现象恰恰是这一过程的自然延续和在当代的发展高潮。这一点将随着中国入世之后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越来越引起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注。 既然我们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以及这一时代的文化批评策略，那么我们就应当把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归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在文化领域的一个产物。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隐隐约约地作了预示，但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局限而未来得及作出更多的预测和阐释，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法兰克福学派曾对后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文化工业”予以了尖锐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精神同样也为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继承了下来。早在80年代初，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率先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入考察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So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注：引自霍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西雅图和华盛顿：海湾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125页。）对于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詹姆逊描述为后现代社会。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仍实事求是地承认后现代主义的不少合理因素，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观念的适当张力。这一新的关系模式通过差异有时也许是一种已获得的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和感觉形式；而更为经常的情况则是，它以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规则通过某种再也无法称作意识的东西来得到那种新的变体。”（注：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因此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探讨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当代消费文化，这也是他的理论后来很容易被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批评家接受的一个原因之所在。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主流的既定形式的特殊反动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断裂和崛起。显然，坚持文化批评的辩证态度，承认当今名流派的合理之处，以便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将各家理论的合理因素纳入自己的“总体”批评框架，正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特色。应该承认，今天在西方学术界人们所热烈讨论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始于詹姆逊的建构。而他的理论建构也是我们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和文化批评家引证最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