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作用的社会诊断:

——伯纳德·贝林教育史观解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保星(1968- ),男,河南民权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贝林在《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中全面展示了教育在美国社会发展中与美国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为重新诊断美国教育史作用提供了崭新视角,为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引入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史研究超越“传统派”的偏狭,成功应对教育科学与测量运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的需求和挑战,实现教育史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指明了方向。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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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10-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2

      作为人类基于传递延续自身文明成果、适应改造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需要而创生的智慧性活动,教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实现着自身的改造与演进,不断书写并创造着自身的历史。教育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曾经维系了怎样的历史关系?展示人类当前的教育是如何从过去迥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类问题的提出及问答构成了人类教育史的基本内容。美国新教育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解构传统教育史观的基础上,对教育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了国家层面的诊断,构建起堪称激进的教育史学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教育史学科效能的理论认识。

      一、正规教育与社会进化:传统派教育史学要义

      美国教育史学滥觞于爱德华·艾戈斯顿(Edward Eggleston)、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保罗·孟禄(Paul Monroe)和库伯莱(Ellwood P.Cubberley)等围绕美国公立教育的解析而形成的“传统派”教育史学理论。

      作为体现教育史独立并致力于彰显自我意识和专业尊严的教育史学理论,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写作与教学脱离主流历史学,主张现代教育是引导人类实现自我认识的主要动力。传统派教育史学家“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投向了正规院校的教育过程”,并且“很多人把公立学校体系的发展当做美国教育史的重要主题”[1](P4-5)。

      作为传统教育史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与实践者,库伯莱在其系列著作《公立学校管理》(1916)、《美国公立教育》(1919)和《教育史》(1920)中,将人类教育史理解为文明史的一个阶段,主张有关学校组织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文明类型的进化。“进化”与“变化”成为体现其教育史观的关键词,“进化”意味着作为有机体的人类社会,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向着更高级的人类历史阶段迈进,而教育即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子系统必须理智面对并适应的外部客观现实。就社会制度构建而言,总结人类历史的有关制度经验,汲取人类已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智慧水平。库伯莱坚信,“在国家、学校、行业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的重建中,教育都是建设性的工具”[2](P45)。同时,作为民主社会的支柱,学校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库伯莱在《美国公立教育》中,详细探析了美国公立教育发展的殖民地时期的宗教起源,通过生动讲述关于公立教育“七大战役”的故事,深刻解析美国公立教育必要性、税收维持公立教育、公立学校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国家强迫入学、国家设立教育标准以及公立教育的包容性问题,全面梳理了作为宗教信仰副产品的公立学校历时三个世纪,完成从一种宗教信仰制度向一种国民教育制度的嬗变历程,谱写了一曲美国公立教育的颂歌。

      通过有关美国公立教育历史的书写与编纂,库伯莱构建了一套定义清晰、主题明确、逻辑谨严的美国教育史话语体系,其间贯穿着主张人类进步和“今源于昔并胜于昔”的历史观念。具体言之,库伯莱将美国公立教育的历史描述为一部美国公立教育为适应美国伟大民主社会的需要而奋进发展的历史,一部自由主义战胜保守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书写模式将“教育”主要理解为“学校教育”或“正规教育”(“规范教育”);坚信并寻找历史发展的内部关联,在殖民地时期寻找美国公立教育的宗教与社会渊源;相对于非正式的教育制度、教育活动和教育材料搜集诠释的经验取向而言,更多关注正式教育制度与活动分析和解释的规范取向。这既代表着美国教育史学早期发展的历史成就,凝结着“传统派”教育史学的理论要义和实践成就,同时也为以美国教育史学家贝林和克雷明(Lawrence Cremin)为代表的新一代“修正派”教育史学家提供了需要突破和批判的教育史学窠臼。

      二、美国社会形成中教育的作用:贝林教育史学的主导性立场

      1959年10月16日至17日,威廉与玛丽学院早期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召开专题为“美国早期教育史研究”的研讨会。会间,贝林应邀作《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的主题报告,并在讨论与扩展会议报告的基础上,于1960年出版同名著作《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作为著名的美国史学者,贝林的研究旨趣集中在美国革命史及早期美国史领域。1953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受聘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讲授教育史。《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是一部贝林凝练自己的教学研究心得,系统揭示美国早期教育史研究机会与需求的奠基之作。贝林对传统的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提出了冷静而不失尖锐的批判,前瞻性地将当时已初步成型的新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观念、方法与研究框架引入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奠定了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坚实基础,昭示着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诞生和美国教育史研究新时代的到来[1](P7)。

      基于对历史本真还原性解释所经常面临的两大障碍——辉格史观和时代错置的警醒,贝林主张,为展示美国教育如何从殖民地时期迥然不同的基础上,不断应对社会需求,解决面临的问题,扩展人类经验,最终形成明智而健全的教育决策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对“教育在美国社会与美国特性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令人信服的表述,有必要在系统清算20世纪上半期受到多重冲击的美国传统派教育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更新教育观念,引入新社会史、文化与思想史理念与方法,以构建起新的教育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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