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发展到今天，一个不可回避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当今中国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的最为重大、最为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与此相关，教育学研究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驻足思考与探索，直接关系到教育学研究的走向及一系列研究活动，同时也关系到教育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在教育发展中的历史方位。 一 教育学研究处于何种状态，其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从不同的立场、角度看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从不同历史时期考察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答案更会大相径庭。教育理论工作者之所以在今天必须要思考这一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许多新的挑战。社会全面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与发展带有许多新的特点，有众多不可控因素存在，而且会不断产生超出既定社会控制视野之外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具有比非转型时期更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面临一系列的突出矛盾，如稳定与变化、传统与更新、本土与全球、确定与不确定等。正像有人所讲的，在转型时期，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所有这一切对教育的挑战是空前的，需要教育学研究加以充分关注与把握，需要重新思考学科研究的定位与走向。 其二，教育发展的诸多现实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教育改革推进了20余年，但教育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未因教育改革的推进而减少，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总是不断涌现。随着人们对教育需求的日趋高涨，教育上的现实问题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谁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涉及哪些利益集团？等都要求教育学研究者反求诸己。 其三，教育学研究的内在缺失呼唤并强化着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自我意识。教育学学科自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多少存在着一种“学科恐慌”现象。以研究这门学科为职业的人自己随着研究的深入，有时也会对这门学科的地位、独到性、意义等产生许多疑问，甚至会生发出“教育学消亡”的感叹来。教育学研究人员需要长期具有这种“学科恐慌”意识，因为只有凭借此，教育学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深入，自立于社会科学学科之林。 其四，教师教育科研的兴起。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教育学研究者顺应教育改革的大势及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提出了“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观点。这一观点现在已借着“行动研究”这种实践性研究方式逐渐被中小学教师所接受。但是，中小学教师在将实践与研究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认识到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认识到现有理论与生动的具体的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找寻能够跨越理论与实践鸿沟的理论。一旦这种理论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不能出现，这些教师就有可能“揭竿而起”，积极构建属于自己的“个人化理论”，从而有可能出现前苏联“合作教育学”的实践发起者与苏联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人员对立的局面。到那时，专门的理论研究丧失的不只是其权威与主导话语权力，而还有可能丧失与实践对话的渠道与能力。 从最近十年教育学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教育学研究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理论论著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注：瞿葆奎，郑金洲.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0[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1[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但也可发现，庞大的数量与其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特别是教育实践问题的质量相比不成正比。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做纯粹概念研究。不少教育学研究者热中于在某种纯粹哲学的抽象“辞藻”中去做研究，用某一哲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去诠释教育中的相关问题，在这种演绎中，常常看到的是多少有些新异但又似曾相识的名词、术语，但到底说明了哪些教育现象，解释了哪些教育问题，对教育实践又有何意义和价值，却不甚明了。这里绝不是说不需要哲学层面上的研究，而是说大量的研究者如果仅仅在过于抽象、笼统的层面上去探讨、思考的话，教育学中的许多现实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束之高阁”了。 2.漠视实践问题，缺乏实践意识。有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教育研究者撰写的许多研究成果，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没有实践的针对性，也没有实践的参考价值。这句话不见得妥当，但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教育学研究者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正逐渐步入一种怪圈，正在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分化为两个差异日益明显的阵营。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尤其是决策者保持一定距离，知识的陈述及话语表达方式与实践工作者有一定的差距也是正常的事情，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应成为漠视实践的借口，以至使教育学研究成为仅仅是“圈内人”自己玩乐的“文字游戏”。 3.用外来的理论去诠释中国实践。一旦理论要联系实践时，教育学研究者还需要思考自己是在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把握中国的教育实践的。现在有一种典型的做法，就是用外来的尤其是西方的教育理论或实践来诠释中国的教育实践。正如同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等一样，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教育领域因其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地缘色彩更会在新鲜一段时间以后产生“反胃”现象。实际上，教育上这种“桔生淮南枳生淮北”的现象比比皆是。 4.用既定的理论程式去说明、“规范”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研究者有了联系实践的意识，也试图使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但他们是用自己在书斋中构建起来的理论去“框定”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行为，让实践的多样性“就范”于抽象的理论。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理论不仅不能生动地指导实践，而且会形成实践中一系列偏差的行为，并导致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对立。任何理论都具有抽象化、简单化的色彩，一定程度上也是理想化的，要转化为实践，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修正、调整、变革，这样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理论，才是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