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6-0053-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6.009 西方教育史学史是教育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学科，是对西方教育史著述的一种反思。西方教育史学史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基础和参照标准，有助于我国的西方教育史学研究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获得新的发展。 一、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理论思考 从事西方教育史学领域的研究，首先必须关注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教育史学史则是对教育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反思的再反思。”[1]大多数教育史研究者主要致力于从教育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研究视角去探究，对于教育史著述本身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研究主体对于教育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从教育史学史的视角对其进行对反思。其次，探讨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例如，在对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卡伯莱(E.P.Cubberley，1868-1941)和克雷明(Lawrence Cremin，1925-1990)的教育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比较，认为“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学家的思想。”[2]再次，从教育史研究前提假设的意义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教育史研究时，应关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助于研究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史，因为西方各国的教育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曾对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3]。最后，探讨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从民族主义视角关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起及其当代转型以及民族主义对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反思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4]。民族国家史学的发生和发展在西方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兰克史学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但民族国家史学也存在一些明显弊端，突出表现在民族国家史学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即强势文化或文化霸权的反映。我们应关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或思想如何影响了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从比较的视角研究近代西方各国教育史研究的民族风格；关注民族国家史学的转型对于西方教育史学的影响。 一些研究者从美国和加拿大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些案例出发，对西方教育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一，以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的教育史编撰为案例，分析了教育史学家在教育史编纂中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动机，认为“克雷明教育史编撰之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表明，教育史学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从反面证实，我们平常所接受的教育史文本，只是多种可能性中可选择的一种”[5]。其二，研究了“家庭策略”方法在加拿大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家庭史和教育史相结合在方法上的互补优势，思考了对我国教育史研究一些借鉴意义[6]。其三，回顾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认为“经历了探索与沉寂、译介与开拓、深化和独创几个阶段，成为近百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一页”[7]。其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了历史的故事性内含了史学的受众维度，认为“史学受众的问题实际上是史学认识论批判的内容。从史学受众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教育史学的危机可以转换成一个受众流失的问题。教育史学可以从内外两方路向寻找受众，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8]。 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发展格局 首先，关注了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对拓展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传统历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学，关注帝王将相和社会精英，主要依据档案进行研究。从传统的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关注政府的学校教育政策或立法以及大教育家的思想或理论。而战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发展给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历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的涵义主要指从工人运动史到劳工史，从女权运动史到妇女史，从心理史到心态史，从思想史到心智史以及口述史[9](P163-211)。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和心智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美国发端的教育史学的重新定位是一个国际性的过程，几年以后就传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导向的研究范式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发展[10]。 其次，对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思考。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又出现叙述史学的复兴，逐渐形成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战后国际史学转向和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双重夹击下，传统西方教育史学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先是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影响下朝着新社会史的方向发展，后来在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文化教育史学。“进入21世纪，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教育史学家为捍卫教育史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学与新社会史学取向的教育史学既相互博弈又取长补短，形成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三足鼎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