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滥觞的科举选才方法到了唐代，作为国家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了汉晋以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历史大进步，其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科举考试制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比旧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它打破了阀阅世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触犯其既得利益，新制度遭到传统的抵制和反对也就势所必然了。因隋祚短促，故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集中表现在唐代，总的来看，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反科举思潮。 第一次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首先发难， 他上书皇帝说：“进士者皆育当代之学而不通径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要求“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注：《新唐书·选举志》。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同此。），恢复古代察举孝廉的方法。唐代宗李豫让朝臣讨论，杨绾的观点得到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人的支持，他们表示：“今绾所请实为正论”，乘机发了一通“先王之道”的宏论，严厉抨击科举考试是“小人之道”。杨绾、李栖筠等人如此合拍，不是偶然的。除李廙身世不详外，这些人都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据史传记载，杨绾“祖温玉，在武后时为显官，世以儒闻。”（注：《新唐书·杨绾传》。）李栖筠出身于没落的世家，其祖李怀远曾做过武则天的宰相。贾至出自河南望族，其父历任中书舍人、掌制诰、礼部侍郎等显官。严武父亲严挺之曾官至尚书左丞，严武少时读书“不甚究其义，以荫调太原府参军事”。“房琯以其名臣子，荐为给事中”。（注：《新唐书·严挺之传》附《严武传》。）这样一批重要的朝臣左右了朝廷的舆论，植根尚不深固的科举考试制度已是岌岌可危。主政大臣也随风附议，“请以来岁始”，革科举、改察举大有付诸实行之势。 这时，唐代宗又去征询翰林学士的意见，他们的回答语气婉转而观点鲜明：“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翰林学士大多出身寒素，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在新制度下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有了出头之日，跻身上层，与门阀世家分庭抗礼，岂能同意否定自己的晋身之路。此时，营垒分明，观点对立。最高统治者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由于唐王朝初兴时励精图治的锐进之气已消靡殆尽，经安史乱后的中央政权元气大伤，对豪门世族的依赖有所加深；另一方面，李唐王朝起衰重振的中兴大业又不能失去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士子们的支持和参与，而科举考试制度正是广揽人才、增强政权活力的利器。在重重压力下，唐代宗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乃诏明经、进士和孝廉兼行”。不难看出，这次关于科举兴革的激烈交锋，实质上是高踞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庶族的利益冲突。其结果是反对科举者虽未完全达到目的，却也获得一定的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杨绾看似并未完全否定考试，但其主张的要害是取消考试的平等性、全民性和自主性（这些正是科举考试的精华所在）。他要求实行的方法是层层推荐到县，县推荐到州，州考试后送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自投牒”，或谓“投牒自举”，是科举考试的特点，士子们自己报名参加考试，个人不能自主决定，要取决于乡、县的推荐与否。而层层推荐的方式，为豪门世家上下其手敞开大门，考试往往不过是遮人耳目的形式。这是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过的。 第二次发生在唐文宗时。唐文宗李昂“好学嗜古”，重视科举考试，很想革除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病。太和八年（834）， 唐文宗亲自为科举考试命题，并对身边的人说：“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其时的宰相是郑覃。他出身世代卿相的名门望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郑氏家族在唐代当上宰相的有9人， 其父郑珣瑜做过唐德宗宰相，郑覃未经科举考试，“以父荫补弘文校理，历拾遗补阙、考功员外郎、刑部郎中。”（注：《旧唐书·郑覃传》。）“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注：《旧唐书·郑覃传》。）此时，他顺着唐文宗“患文格浮薄”的话加以发挥，以“进士浮薄”为理由多次请求废止科举。唐文宗虽然嗜古，却并不食古不化，头脑还算清楚，回答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李昂冷冷一句话就将郑覃驳回，从而化解了对科举考试的又一轮攻势。从上一次较量到此时，相隔不过七十年，双方力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彼消此长，反对者颇有一触即溃之势。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时。李德裕任宰相，他是前文提到的李栖筠之孙，在反对科举这一点上，他与乃祖可谓心心相印。李德裕“尤恶进士”，他先是对进士及第后举行的一套仪礼百般挑剔，借题非难，要求废止新科进士进行的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庆贺活动。其时，唐武宗看到一些大臣“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就贬黜了这些勾结权要在科举中搞名堂排斥寒士的人。这样一来，达官贵人的子弟丧失了依恃，进士高科不再是他们的囊中物，出现了李德裕所谓的“公卿子弟艰于科举”的现象。李德裕对此非常不满，在和唐武宗议政时，他一面抱怨：“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一面又以不屑的口气批评进士之业“不根艺实”，公然主张“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理由是公卿子弟“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赤裸裸地要求回到贵族门阀政治的时代去。李德裕的言行，决不仅单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存在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其出身方面说，他父祖皆为名臣显宦，其父李吉甫当过唐文宗的宰相。他本人是世荫制度的受惠者，未经过科举考试而当了官，“以荫补校书郎”（注：《新唐书·李德裕传》。）。连他自己也不得不遮遮掩掩地承认：“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从其政治生涯方面说，他长期处于朝廷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是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首领，他为之鸣不平的郑肃、封敖就是其重要的政治盟友。他的政敌牛僧儒出身寒微，“祖绍，父幼简，官卑。”（注：《旧唐书·牛僧孺传》。）是通过自己奋斗考中进士而显达的，“幼孤，……工属文，第进士。”（注：《新唐书·朱僧儒传》。）牛党的骨干多是科举进身的寒士。此处不论牛李党争的是非曲直，仅就上述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李德裕丑诋进士、反对科举既是秉其根深蒂固的贵族立场，又有倾轧政敌、进行权力斗争之目的。然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世家贵族只是在作最后的抗争，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不能对科举考试制度造成丝毫的损伤，开这样的历史倒车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倒令人生出螳臂挡车的滑稽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