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所谓的教师教育实体化就是指在师范大学综合化背景下，将原先各自独立附属于各学科学院的师范专业抽取出来，集中于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或其他教师教育机构统一管理，形成具有独立建制的教师教育实体的过程。教师教育实体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强化教师教育，避免教师教育在师范大学综合化的背景中旁落。但是，由于教师教育的性质、知识构成、专业群体的组建等原因，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中还存在诸多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诸多问题。 一、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的主要风险 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使传统的师范教育体制所固守的一系列观念、体制与运行机制面临解体与消退。教师教育文化从学科文化转向教育文化，从一个范式进入另一个范式，从一个问题域跳入另一个问题域，自然会出现由变革带来的诸多风险。 1.学科①弱化 当前大学的评价体制有一种重学术轻培养、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各级师范类学校都在极力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追求专业的综合性和学术性，削弱了师范专业的师范性，导致师范院校发展定位的偏差，人才培养目标的模糊，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和学科教育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1]师范大学在综合化发展的背景中，出现了强化学科研究而弱化教师教育的倾向。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的初衷就在于防止这一倾向，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来强化教师教育。同时，使学科专业学院从繁琐的教师教育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专门负责师范生的学科专业知识教学，从而最终实现“双向强化”的目的。但是这一改革如果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师范生的学科弱化。其实，学界对当前由师范大学定向培养的教师教育体制一直存有意见，认为与其他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相比，存在明显的学科弱化问题。“这种教师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受到批评、诟病，一是针对教育实践中学科教育与教师专业教育之间难以调适的矛盾冲突；二是认为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的教师学科知识根基不扎实，缺乏后劲。”[2]可以想象，如果继续在定向培养的教师教育体制内部进一步强化教育知识培养，那么，这种培养模式很有可能导致学科的弱化。在笔者看来，这种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弱化，教育类课程的增加可能会使学科课程的分量减少，比重与重要性降低；二是教学的弱化，学科教师教学时会产生为别的学院“打工”的错觉，在课堂教学与评价时态度有所转变；三是师资的弱化，学科学院可能会在师范生学科课程的师资配备上大打折扣；四是情感的弱化，由于学生的管理权不在学科学院，学科教师自然会产生情感上的疏离。 2.专业迷失 在专业归属上，师范生归口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管理，教育专业地位提高，但学科专业的地位相对降低。学科与教育专业的结构变换可能会使师范生的专业性认同迷失，失去学科专业的认同感。譬如，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方向的师范生，从入学起就在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培养，其“教育感”、“教师感”得到加强。但是，毫无疑问，其“文学感”、“语文感”则有所降低。而在教育专业上，由于目前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会使学生认为教育类课程内容浅显、专业性不强。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产生对教育专业的认同感，反而可能造成学生对教育专业的错误认识。另外，专业地位的变化也会直接导致专业人员观念与行为的变化。在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中，还存在着学科专业人员失语的风险。仍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学科教师对师范生的认识会由“学文学的——以后做教师”的逻辑转变为“做教师的——来学文学”的逻辑。在他们眼中，学科专业似乎成为一个副业，是填补教师职业训练的一项内容，专业取向的培养逻辑让步于职业取向的培养逻辑，职业人的训练代替了专业人的培养。可见，就专业性而言，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如果处理不好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造成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专业性的同时消弭，无疑会对师范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 3.权力冲突 作为学科知识的教学主体没有真正参与管理，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力表达，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与学科学院权力冲突、功能重叠、推诿扯皮，这是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风险。从理论上讲，既然学科知识是师范生必不可少的知识，学科专业是师范生的专业构成之一，那么，在教师教育实体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管理权限的安排上，就不能无视学科知识与专业的权力诉求。要实现责、权、利相统一，就要给学科知识留下地盘，赋予学科专业相应的权力。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如果处理不好这种权限分配，就不利于调动学科学院的积极性，无法实现学院的相互配合。教师教育实体化“这一方式要对原有格局进行较大调整，将教师教育师资、课程等资源集中整合会触及现有利益格局，因此会遭到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学科学院)的激烈反对，改革阻力大。同时，新生的教师专业学院也难以承担全校教师培养的任务，特别是在几千甚至上万学生的教学实习和论文指导方面，仍然需要学科学院的参与。所以这种方式不但需要改革的勇气，还需要改革的实力”。[3]其实，学科权力与教育权力之争一直存在，譬如在美国，从最早的师范学校到教师学院再到教育学院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专业自主、获得学科地位的斗争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学院教授与文理学院教授之间的关系一直微妙，矛盾丛生，有时甚至发生斗争。“子夏曰：‘学而优则仕’”，现实的难题是谁的“学”是“优”的，是学科之学？还是教育之学？同样，对于柏拉图而言，只有哲学王才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现实的难题是谁是“哲学王”，是学科人为“王”？还是教育人为“王”？这些都是教师教育实体化改革的权力风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陷入“彼此反目”、“争相为王”的混乱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