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6-0046-08 doi:10.13316/j.cnki.jhem.20151019.015 教育学在我国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即单数意义上的教育学；二是研究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亦称教育科学，即复数意义上的教育学。文章主要使用第一种含义，其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其学科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纵观中国教育学百年的研究与发展，有三个关键词一直围绕着教育学研究而出现，即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教育学。文章主要围绕这三个关键词的分析，来探究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未来中国教育学的走向。 一、教育学中国化 “中国化”这一词汇严格说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毛泽东深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除了它要适应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发展外，还必须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做到民族化、中国化。 关于教育学中国化的含义学者们的理解并不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教育学中国化就是将外来的教育学转化为能够在中国应用，并能满足中国需要的学问，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使教育学的民族特性得到凸现[1]90。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学中国化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即要赋予教育学特殊的性格；二是指使教育学在中国充分地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相联系，为中国所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认同的是第二种含义，这也符合教育学在中国发展的实际。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探讨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亦即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学[2]，这实际上超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本意，是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教育学中国化在中国有着特殊的背景。它主要是指中国没有教育学这门学科，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是中国创办师范教育开设课程之需。从最初的课程设置、传授教育理论的需要，到要求教育理论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转变，人们最初朦胧意识到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再到明确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纵观教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教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教育学者自始至终所肩负着的核心使命，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学发展的核心命题”[3]。 教育学中国化其本义蕴藏着中国没有教育学，要向国外学习，要引进教育学。但国外的教育学未必都适应中国的需要，需要对教育学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的需要，这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转化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学科建设、学科分化落后有关。正如张祥龙教授曾说：“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4]所以，要使中国的科技与学科发展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接受间接经验向他人学习是最直接、经济、有效的方法。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由外到内”的过程，是引进、认同、吸收与学习的过程，就其价值导向来说，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做到“洋为中用”。 然而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有其特殊性，致使教育学中国化出现三种偏差：一是照搬照抄与模仿学习外国教育学；二是忽视中国教育的历史与传统，使“进口”的教育学无根；三是漠视中国的教育现实，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干“国外教育的事”。 1901年《教育世界》刊登了王国维翻译的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这是国人看到的最早的教育学。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教育学的高潮。在学习过程中，有学者就发现日本的教育理论及教学方式令国人感到不适。例如，“余为中国产，思欲讨论修饰，以适合于中国教育界之理想实际”[5]。教育学中国化朦胧意识产生。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学学科建设，重点是引进，既割断了几千年的中国教育传统，又严重忽视了中国当时的教育国情，教育学的进口主要是满足开设课程的需要，满足传播教育理论知识的需要。 其后，由于留美学者的回国，再加上杜威(John Dewey)等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中国进口与学习教育学的方向发生转变，开始全面介绍和学习欧美的教育学，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学说。在全面引进欧美教育学说的同时，国人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照搬与模仿，令国人不适。庄泽宣也说：“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其进而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的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现状，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6]。这一时期教育学的“进口”与学习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教育学中国化探索也是多画面的，不仅有实用主义教育学，还有国家主义教育学、三民主义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7]。这一时期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中，以陶行知、晏阳初最具代表性。陶行知在自己1928年出版的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中说道：“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要，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8]通过多年的实践和努力，他创造了中国的“生活教育理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