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日本国家与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洪波(1962-),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近几年来,日本历届政府都把争做世界政治大国和恢复国内经济增长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世纪之交,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教育在修改《教育基本法》、改革教育行政组织及其职能、深化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等方面有诸多新的举措。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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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31.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3)05-0033-37

      一、世纪之交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把争做世界政治大国和恢复国内经济增长作为两项最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加以规划。其中争做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曾根首相在“战后政治总决算”(注: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大体分为国内改革和向战后“禁区”挑战两个部分,其中向“禁区”挑战就是要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改革中提出的。此后,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争做世界政治大国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在未来的世纪里,“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1]公开表明了冷战后的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新动向。同年5月,日本外交部次官粟山尚一在《外交论坛》上发表《动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对策——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一文。该文认为,由于欧美日三者拥有共同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建立90年代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的民主国家共同承担。美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日美欧的协调体制将是支配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2]该文进而认为,“今后,日本必须积极地参与构筑国际秩序以确保本国的安全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必须尽快从中小国家的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3]可以看出,粟山尚一关于冷战后世界秩序构建的设想与海部首相的“美日欧三极说”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解体后,新上任的宫泽喜一首相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趋重要。但自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机构却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4]1995年,日本新任首相河野洋平在阐述日本的国际地位时,也曾经指出:“显而易见,在日趋依存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之安全及繁荣惟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和平与繁荣中方能得以实现。基于此,对于国际社会应该超越之共同问题,日本必须做出积极的贡献,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创造性的作用。”[5]此后每一届的日本内阁,几乎都一再发表并持有相似的观点。可以看出,以美苏两极为首的冷战体制结束之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局部利益,而是竭力争做世界的政治大国。这是后冷战时期多极化的历史进程所诱发的,是日本在确立起经济大国地位之后的战略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现今以五大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体制的挑战。这与日本在冷战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战略相比,已经具备了本质的区别。

      冷战体制结束后,随着前苏联军事威胁的减弱,日美之间也失去了冷战同盟的战略支点。冷战时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扶持日本的目的是,把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牵制共产主义阵营扩散的基地。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又担心日本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威胁。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权威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署名文章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是所谓的‘1+6’,也就是世界将是以美国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日本、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发挥影响力的世界。”“美国惟一的弱点是在经济方面,在这一领域能够挑战美国的是日本。”[6]

      与美国舆论相对应的是,后冷战时期的日本也出现了“嫌米”(对美国表示反感)情绪和“离美入亚”思潮。90年代前后,日本政界鹰派人物石原慎太郎(注:石原慎太郎:193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他所著《太阳季节》曾获日本文学界新人奖。1968年当选为自民党议员,曾任日本内阁环境厅长官、东京市市长等职,是日本政界的鹰派人物。)连续出版三部具有强烈“嫌米”情绪的书。石原在这三部书中认为,美国已经无力独霸世界,必须与日本携手构建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石原本来就是文学家,他的书极富鼓动力,对日本国民的“嫌米”情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后的日美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冷战后的美国仍然试图把对日结盟作为杠杆,一方面可以笼络和控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日美结盟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起到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作用。这种后冷战思维不免有“单极霸权”之嫌,与日本企图构建的“三极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日美两国在试图控制亚太地区、进而主宰世界的战略上,却具有强大的亲和力。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向先进国家学习、并与世界上占支配力量的国家结盟的倾向性。二战以后,日本一直与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结盟。其结果是,在传统文化和地理位置上属于东亚国家的日本,对亚洲各国而言成为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地理上的“近”与文化上的“远”,使得日本这个没有“邻居”亲和力的国家,成了一个“非亚非欧”的文化孤独者。可以说,抛弃日本的不是亚洲,而是日本人自己。一个无人要的邻居,在文化上往往缺乏与其他社会平等的对话。可以肯定,如果日本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上,仍然不能摆脱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思维框架,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文化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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