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06-0001-06 一、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缘起 学校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 of school)研究是20世纪70年中期在西方兴起的教育组织研究的一个分支，有人认为它是有别于传统学校管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美国学者J.马奇(J.March)[1]则提出这是一种重新发现的管理系统，这个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长盛不衰。在美国，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L.亚那科内(L.Iannaccone)，[2]他在1975年出版的《教育政策系统：教育管理者研究指南》一书中，提出学校组织应该被看作政治实体，在这个组织中人们运用政治策略来争取个人或组织的最大利益。他倡导的研究领域和基本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和响应，比如众多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微观政治就有与他类似的理解。美国学者E.霍依尔(Z.Hoyle)认为微观政治是“一系列策略，是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通过政治策略寻求运用权威和影响，进而扩展其利益”的行为。[3]J.布拉思(J.blase)的定义是：微观政治“是关于权力以及人们如何运用它影响他人、保护自己的活动，是人们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彼此竞争和冲突，以及人们之间如何建立互相支持与合作的关系从而达到目的”[4]的活动。上述定义揭示了微观政治的核心特征：个人或组织为扩充利益而采取的策略、行动。 微观政治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不是偶然的，它与对韦伯组织理论的反思是分不开的。[5]韦伯的组织理论在“二战”后被介绍到英语国家，在其后20年间成为“显学”，他所强调的正式组织的功能、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严谨的工作规则和程序等观点，对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思想观点的多元丛生，韦伯理论将组织视为单一利益的主体、过分强调管理者的控制、只重视正式组织而忽视非正式组织、把组织稳定视为至上目标等弊端逐渐突显，不利于组织创新和发挥所有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所以，7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把它作为反思的对象。学者们力图弥补传统组织概念上的缺陷，为组织分析寻找新的认识基础。英国教育社会学家斯蒂芬.J.巴尔(Stephen.J Ball)提出：“我反对把组织解释为单一含义的抽象概念，而宁愿把它看成许多个体在一定环境中，按照自己能够、可能或必须的行为方式处理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发现了自己。”[6]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把学校作为社会－政治系统来看待，认为学校组织围绕利益关系形成一定的权利和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不仅仅是韦伯官僚组织理论所描述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而且包含着自下而上的以及横向的权力扩散。组织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冲突引起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的竞争。学校使命是通过协作实现的，但是形成协作关系的过程又是许许多多的博弈行为磨合的结果。总之，微观政治的研究把静态组织理论重构为以利益分化——权力多元——矛盾冲突——人际融合为中轴的动态组织行为理论。它并没有否定传统的学校组织结构研究，但是开辟了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学校组织日常运转机制分析的新视角。 二、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内容 （一）一般性研究 1、微观政治的成因研究 一般性研究是围绕学校微观政治的生成条件、行动策略和微观政治的道德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带有基础性。 生成条件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在学校里会出现微观政治行为，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强化或弱化。大致归纳为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学校内外具有各种利益需求的群体与个人对于学校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他们寻求向其他人表达自己的愿望，以便扩大自己的利益和利益关系。这是学校微观政治产生的最基本原因。现实中可供分配资源的短缺以及分配执行中的弹性空间，加剧了微观政治手段的利用。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基本原因加上组织管理上的缺陷，比如学校中人们彼此信任度低、绩效评估系统不明确、角色界定不清晰、报酬分配不公正、决策过程不够民主化等，会使微观政治行为十分频繁。第二，来自外部的变化和限制激发了学校内部的微观政治行为。虽然微观政治发生在学校内部，但是外部环境发挥了发动者和中介的作用，因为环境因素直接对学校施加压力并改变学校内部的利益格局，为了减少压力（比如批评和要求），或者为了使适应外部要求的变动朝着自己理解的方向发展，各个利益主体采用微观政治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苏珊.哈格(S.Haag)和玛丽.史密斯(M.Smith)说：“对教育改革不断增长的期望不可避免地使学校更加政治化了。”[7]J.巴尔也说过，对于来自外部改革规划的“接受和改革的实现成为内部争论的一个基本领域”。[8]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近年来对学校改革中的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数量增长得最快。第三，学校领导者实施有效管理的需要。从管理手段的角度看，实施有效管理一靠制度，二靠策略。比较而言，后者更为灵活、多变，更多用来解决组织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减少风险。学校组织具有科层性和教师自治性二元化特征，教师中间存在着专业活动自主的倾向，它限制了管理者运用制度化的程序进行管理的效果，而微观政治过程成为管理者准确控制学校的基本手段。但是研究还表明，校长如果喜欢用高压手段追求成绩或组织的统一，或者太自私自利，教职工中的微观政治行为也会增多，它成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对于管理者采用微观政治手段控制局面的做法，学者们的评价褒贬不一。[9]霍依尔对此持批评态度：“校长的行政控制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潜在的权利和影响，这似乎在鼓励校长在管理中巧妙地运用微观政治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成员间关系的分裂”，因此微观政治是“管理者玩的把戏”。但是斯蒂芬森(M.Stephenson)等人则肯定地说，微观政治使得管理者“以善于适应环境和巧妙应对的态度行动，寻机重建一种情景，他在其中可以控制操作，使他决意实现的行动进程能够被接受”。这些不同评价反映了微观政治性质上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