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5)03-0108-13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5.03.012 福柯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福柯的哲学如果不依赖对历史的详密考察就不会产生。可以说，福柯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福柯也揭示了一种新的哲学与政治学，“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完全是历史性的，它是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是和政治不可或缺的历史”[1]45，或称为“历史学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2]。福柯的成就来自其独特的研究方式：历史学方法论与权力—知识本体论统一于谱系学，“谱系学更是一种关于权力和知识的本体论，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学”[3]63。当然，谱系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然后才是一种方法。 一、作为方法论的谱系学 (一)谱系学是一种反总体化、反目的论的态度 谱系学导向的历史，不是寻找同一性的根源，而是要尽力消解这一种同一性，并且致力于昭显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非连续性与差异性。 1.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是谱系建立的条件。基于对以“批评的局部化”为表征的思想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进攻”和以“被压制的知识的叛乱”为表征的“知识的回归”这两个事件的把握，福柯在被湮没的学问和“被剥夺资格的知识”之间的联系上发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力量——斗争：“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1]219于是谱系就产生了，它所进行的是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这种斗争所显示的是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及其有效性确认的自洽性。进而，谱系学解构了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的禁制作用，认为“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4]151。 2.谱系学着眼于非连续性。福柯认为，“总有一种历史传统倾向将特殊事件纳入理想的连续性—目的论的进程或自然因果序列”，而谱系学则要抛弃那种因果关系的决定论、目的论及以“现在”来书写历史的“创作论”，并坚决反对这样的观念：历史学家就像一个试图去完成一个复杂的和缺少许多部分的拼图玩具的人。谱系学通过非连续性观念把历史解构、还原成事件，并将其置于传统的历史运动之外，而且，谱系学对事件缘起的研究并不是要提供另一种“更合理”因果解释，即并不力图寻找“历史”的“新的”内在逻辑与必然性。 3.谱系学尊重差异。传统哲学与历史学热衷于求“同”而忽视了“异”，谱系学家则以个体历史来祛除总体起源幻象，它要去辨认细微、独特、属于个体的标记，要倾心于观看它们在面具打碎以后以另一副面目的涌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谱系学是作为杂凑的狂欢节的历史。[4]163为了确立各种知识、事件、差异的合法性——不可克服的、存在的多样性意义上的合法性[5]，谱系学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种种中心化的霸权所导致的后果，极力反对“被看做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应”。 (二)谱系学关注事件 谱系学是已被总体化所抛弃的纷繁事件的聚集，谱系学者的任务就在于叙述某些元素、事件的成分是如何分裂并被集合或自我重组而形成一种新的元素。 1.谱系学要重现事件，而不是找寻结构。福柯认为谱系学须处理各种凌乱、残缺的古旧文稿，“我想说的是原始文献……简言之，人类道德史的全部丰富的、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的文献！”[6]7这种处理，是尊重与重现，而非找寻事件间的结构与逻辑，“必须审慎克制：超出单一的合目的性去发现事件的独特性；……在情感爱欲、意识、天赋这些被认为毫无历史可言的东西中去侦伺事件”[4]146。对谱系学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像对待结构那样对待事件”，而是要使“事件带着它的独特性和剧烈性重现”。在谱系学这里，“个体”不再被宏大的“历史”所吞没，相反，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汇聚而成的一股多面体洪流。 2.谱系学要区分事件。谱系学重现事件后，福柯提醒到：“不要把什么都置于事件层次上，而是要考虑到有不同层次的事件存在，事件不同，意义不同，时间跨度不同，产生影响的能力也不同。”[4]432因此，应对事件所属网络和层次加以区分，同时要重构将诸事件联系在一起并促使它们相生相成的纽带。这一工作与沃尔什的“综合”立场一致，即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进而给事件在历史网络之中予以定位。正是这种看重事件、细节本身，并在重构这种纽带的过程中，福柯将一幅幅我们从未见到过的事实或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3.谱系学反对对事件作线性发展的描摹，转而寻求“实际的历史”。福柯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认为对事件作线性发展的描绘，将使一些事件因无法纳入某个宏大叙述的特定序列而不得不被忽略或被舍弃。谱系学的历史是“实际的历史”[4]157：实际的历史是变化的、非连续的，实际的历史也是冲突、斗争的历史，它颠覆了“现在如何必然地由过去一步步发展而达致现在、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一信念。实际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历史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以任何恒定性为基础，它将我们所认为的“不朽”的东西重新放回到“变化”之中。这就是“历史感性”：它是“感性”的历史，而不是“理性”的历史。“实际的历史”是“通史”而不是“总体史”。“实际的历史”中的“变化”的实质是：“现在”是偶发权力斗争与权力冲突事件的产物，未来也是由不确定的错综交织的权力关系促成的。在这一意义上，称福柯为“物质主义”[7]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