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方式 一般的说，教育基本理论是对某些“形而上”问题的认识，不与实际教育教学情景发生直接关系，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实际上，基本理论研究是一种“基础研究”，其作用大小难以用“应用研究”的标准来衡量。教育基本理论是否对教育改革发生作用，要受制于某些条件。同时，在理论被采用的情况下，也存在两种不同效果。 1.被采用的理论包含着不具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教育基本理论，在教育改革与教育实践中，这种理论是无用的。 教育基本理论不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成因大致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抽象程度偏低。“教育基本理论是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和普通理论，它对教育实践和其他教育学科的发展应起到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1]那么，教育基本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应有功能，要求它必须高于而非脱离实践经验，具有高度凝炼的抽象性。换言之，教育基本理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抽象性”。教育实践和其他相关教育学科的发展，应以此为原则性和方向性的引领。但从现状看，教育基本理论的抽象程度还明显偏低，抽象性远远不够。 其二，缺乏“实践关怀”。“实践关怀”体现了基本理论和具体实践间的良好互动。具有“实践关怀”的教育基本理论，有助于克服极端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精神在教育基本理论界的弥散和蔓延。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的基本理论提出之前，具体实践早已开始运作。随着具体实践的持续展开，新问题不断呈现，新需要不断提出，从而刺激新理论不断产生。在具体实践中，主体与活动的同一性，即主体对活动的直接参与，使实践活动过程与主体精神观念的统一起来。教育基本理论不仅来源于教育实践，并只有回到教育实践当中去、反作用于教育实践、且在总结教育实践中新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真正的思想学术大师并不是那些蜗居于自己的书房中，唯恐烧伤自己手指的人，他们总是与周围的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从那里汲取自己的激情和灵感。”[2]唯此，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才能真正切合实际。理论研究再充满“形而上”的精神美感，最终也要为“形而下”的实践服务。“并不是理论能力使实践能力成为可能，相反地，是实践能力使理论能力成为可能。”[3] 2.目前人们对于“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方式”存在误解，产生“教育基本理论是无用、无价值、无意义”的种种假象。事实上，这种理论是有用的。 作为“基础研究”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不像“应用研究”那样与现实发生直接关系，它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含性、模糊性、滞后性和难以测量性，而这些间接性影响和作用恰恰成为人们误认为教育基本理论无用的根据。换言之，人们往往习惯将显性的、明确的、及时的；直接的作用发生看做是“有用”，而其他作用方式不被视为“有用”。因此，没有真正认清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方式，是目前误解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改革无关的根源。事实上，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方式，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将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进一步讲，这与具有基本理论素养的人能否真正作为“智囊团”参与教育改革紧密相关。 “智囊团”也被称为“思想库”，又称“智库”、“思想工厂”、“政策研究组织”或“脑库”。简言之，智囊团是处于相对独立地位、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标、从事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机构。这种政策研究，不是“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具有较强实用性、时效性和对策性的研究。随着现代政策科学的兴起、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公共权力的弱化、民间话语权的强化、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意识的增强、公共决策失误危害性的不断加大以及决策模式的变革，智囊团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和现代政治产物，日益发展和强大起来。应该看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智囊团是教育“知识”与教育“权力”的连接点。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可使“知识”迅速转化为“权力”，也可使“权力”的运作以“知识”为依托，即通过政府决策的正确率提高效率，从而增强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能力。具体地说，智囊团有利于确定决策目标，预测政府行政活动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程序；具有研究咨询、利益协调、宣传教育、培养人才、增加政策权威等多个功能。总之，智囊团的真正价值，从根本上是由其性质决定的，而其价值实质是在最大限度内使改革决策者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客观实际，从而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二、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作用方式面临的困境 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具有基本理论素养的人真正作为智囊团参与教育改革的过程来实现。然而，目前智囊团在参与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支持力和影响力等问题。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诸如“订做专家意见、取代民主决策、转嫁决策责任”等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的根源在于，理论研究者对改革决策者的依附和改革决策者对理论研究者的忽视。 1.理论研究者依附于改革决策者：“官崇拜”文化具有不可挑衅性 在一些改革决策者看来，基本理论研究者丢弃具体教育实践问题而去追求教育本质、价值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些所谓的成果中，他们无法得到对教育工作合理部署和全面规划的启示。而且，他们还认为，有这样的理论和没有这样的理论对教育决策并无太大影响。是否有因为理论研究者倾向于被教育现象、知识和理解所激发，所以，在改革决策者“行动指向的文化”和理论研究者“知识指向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资源和改革决策者的行政资源一样，都是教育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显然，“欲使教育从‘工具’的地位中摆脱出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是教育的管理者、控制者和主要的兴办者，国家为教育付出很多，它必然要求回报。”[4]例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有效转化，与美国社会对社会科学的长期关心与政策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承认，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真理”与“权力”的较量并不鲜见。当下我们的理论研究依然未能摆脱“试探上面口风、观看政治风向、揣度首长心思、开始启笔弄文”的程序。实质上，理论研究的真正使命体现于在事物萌芽孕生之时谨慎建言。总之，“官崇拜”文化使理论研究者处于“被挤压”状态，导致理论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决策者的依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