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要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的人为性和随意性，这就要求教育科研能够为决策提供确凿的事实和依据。然而，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鸿沟。正如美国学者韦斯(Carol Weiss)所言，“评估者认为相对无效的项目却得以延续甚至拓展，而评估者认为有效的项目却被削减。”[1]对于此种研究与决策之间的鸿沟，韦斯将其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差异，并提出了“两个共同体”理论。通常，决策者抱怨研究者不关注政策议题，所得的结论缺乏应用价值，而研究者抱怨决策者提出的要求和期望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研究者希望验证某项理论，偏好理论研究，而决策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偏好应用研究；研究者囿于特定的学科，而决策者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决策者与研究者这两个共同体的分歧形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难题。在许多国家，决策者实际上仍然是依据直觉、意识形态或者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做出决定，即便参照某些研究成果，也常常只是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或者使其合法化。研究与决策之间的确有过短暂的“蜜月”，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关注外显的科研成果转化，对隐性的、间接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关注不够，而后者恰恰是社会科学成果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基于此种认识“偏见”，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的影响相对微弱，但美国1983年发布的《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分析，揭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特征、过程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教育科研成果的决策与转化提供借鉴。 一、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特征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韦斯指出，社会科学知识一般不具备强大的说服力或权威性，很难驱使人们将其应用于实践。社会科学知识也不容易转化为可重复的操作技术或社会技能，而最重要的是，除非社会状况促使人们就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或者某个问题完全成为一种政治争论并有一致的解决方案，决策机构几乎不可能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2]基于此种特征，学界对教育科研成果应用的界定也就不太明晰，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的情境性、间接性和渗透性是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1.概念性应用：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主要形式 科研成果的决策应用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工具性应用、概念性应用和象征性应用。[3]工具性应用亦即科研成果直接被决策者所采纳，带来决策者行为的改变。《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关于美国中小学核心课程、考试标准的建议都直接体现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等政策法令中；概念性应用是科研成果通过观念渗透影响决策者的意识、信念和认识，而不是直接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诚如韦斯所言，“概念、归纳、数据和观点通过多种渠道被人们吸收，它们没有出处，不分类别，常常神出鬼没，但有时会对最终的决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4]《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对系统性改革的谋划和布局，虽然没有直接体现为一种政策，但却反映在随后几十年美国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倾向中；象征性应用是一种政治学观点，它指的是决策者将科研成果作为武器(research as ammunition)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或使其合法化。《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被美国当时的保守主义政党拿来抨击教育时弊，以此为自己撤销教育部的动议提供支撑。 从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来说，由于工具性应用能够直接带来决策者行为的改变，因而常常被作为评判科研应用的主要标准，这也是《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和《科尔曼报告》等研究成果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然而，教育科研成果在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中的应用主要是概念性应用，它们通过间接的方法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和思想，因而常常不太容易被发觉。这也是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因而，美国政治学家萨巴蒂亚(Paul Sabatier)等学者指出，科研应用主要发挥启发的功能，它们逐渐改变决策者的观念和假设，而概念性应用在公立部门比私立部门中更加普遍。[5]韦斯也指出，决策者很少会记起影响自己决定的具体研究结论，但是会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为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提供背景，而此种背景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6]根据韦斯的一项调查，尽管57%的决策者声称自己应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但仅有7%的人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应用了何种研究，其他50%的人只是笼统地介绍了科研运用，而没有谈及具体的科研内容。[7]美国学者卡普兰(Nathan Caplan)等人的调查也发现，联邦政府在决策中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时，仅有40%是工具性应用。[8] 《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成功在于，它不仅重视传统的工具性应用和象征性应用，为决策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的学术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它重视概念性应用，根据终身学习社会的需求以及系统性改革的要求，对改进美国学校教育进行了长远的谋划，从而间接地影响了决策者和美国民众对教育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的认识。 2.间接渗透：科研成果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 根据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无论是工具性应用、概念性应用抑或是象征性应用，科研成果对决策者的影响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过程，而是决策者根据自身经验和认知偏好进行主动选择和意义建构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肯尼迪(Mary Kennedy)所言，科研成果作为一种知识，它首先作用于决策者的“工作知识”(working knowledge)，而后通过改变此种工作知识间接对决策者的行为发生影响。[9]在决策者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会对科研知识做出自己的解读，因而最终形成的决策可能与研究者的初衷不相一致。此种特征决定了科研成果作用于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的过程不可能是直线型的，而是一种具体化、情景化和人格化的互动过程。科研成果常常需要般地慢慢渗透到决策过程中。[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