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设定：情境与话语 不管你如何界定“后现代”，学校教育的危机在亦可称为“后现代状况”的问题情境中生成、彷徨，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在利奥塔(J.F.Lyotarod)的《后现代状况》（1979年）出版的同时，日本的学校实现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制度上与数量上的扩充，迎来了“现代化的终结”，科学技术信仰、产业主义神话、“启蒙的主体”的神话也统统丧失了，乃至“进步”与“发展”之价值也沧为衰退的情境。事实上，象征性地表现“现代”的“教育”、“教学”、“学校”之类的概念，丧失了锁定其涵义的“宏大叙事”而游移不定，不能不重新加以界定了。1980年代，“后现代的话语”华丽地登场，可以说，刺激、挑拨教育的论争乃是当然的归结。不立足于“后现代状况”的教育话语与言说，只能是对于“现代化”这一术语闪亮时代的教育的一种怀旧。 然而，在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后现代话语”果真发挥了其华丽的语言与理论所体现的威力么？确实，“后现代的话语”在巧妙的隐喻与讽刺中，成功地揭示了现代教育话语的相对化，暴露了学校日常经验的潜在涵义，提供了跨领域的描述、论评教育经验的修辞。但另一方面，“后现代话语”反反覆覆的相对化，诱发了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在反映具体事物表层的无限的差异化的同时，助长了深层的均质化，终究招致了大量的异质话语象拼贴画那样拼贴起来的扩散式批评的倾向。进而引发了若干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作为应用这种话语的人们所特有的文化不过是停留于难解的隐语与话语的局部化与沙龙化，在华丽地批判学校与教师权力的同时，扩大了同教育实践的隔阂；或是通过教育概念的解构，丧失了教育的话语。本文就来揭示产生这种啼笑皆非现象的“后现代话语”的“封闭式循环系统”，探索克服这种弊端的方略。 二、范式的转换 在“后现代语状况”下，课程领域的话语发生了巨大的转换。正统化的“宏大叙事”的丧失，使人们对“进步”、“发展”、“启蒙”产生不信任，对“科学”与“理性”产生疑虑。其结果，导致了基于心理学与技术学的“课程领域”的“中立教学论”(neutral pedagogy)与“课程开发”(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概念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这是“课程领域”中的技术学隐喻与建筑学隐喻的终结。 可以说，这种范式转换的端绪是1970年前后对抗“课程领域”危机的一连串研究中所准备的。杰克逊(P.Jackson)揭穿课堂日常生活功能的“隐蔽课程”的问世、施瓦布(J.Schwab)所警告的行为科学支配下的“课程领域”的“濒死”状态、派纳(W.Pinar)从课程语源的个人自传性质作出的重建“课程”概念的论文、许布纳(D.Huebner)着眼于教育经验的多样性论述“课程话语”的复杂性的论文、梅汉(H.Mehan)借助课堂对话的分析探讨教学的社会性建构过程的民族学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说，为这种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准备。 范式的转换表现为从心理学与技术学过渡到政治学与社会学。影响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如：奥尔苏塞尔(L.Althusser)的《国家与意识形态装置》(1970)、弗莱雷(P.Freire)的《受压迫者的教育学》(1970)、伊利奇(I.Illich)的《非学校的社会》(1970)、布迪厄(P.Bourdieu)与帕斯郎的《文化再生产》(1970)、福柯(M.Foucault)的《监狱的诞生》(1975)、鲍尔斯(S.Bowles)与金蒂斯(H.Gintis)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学校教育》(1976)等等。 自那时以来，描述课程的话语，既摆脱了学科内容的话语，也摆脱了心理学与技术学的话语，转向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话语。伯恩斯坦(B.Bermstein)的论述知识的分配与整合的论文（1973年）、阿普尔(M.W.Apple)的课程政治学（1979年）、吉尔(H.A.Giroux)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1983)等等，可以说是这种转换的典型表现。课程研究的性质从教育内容的构成这一“开发”与“技术”的修辞，转向学校现场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与“解释”的修辞。 “后现代话语”——利奥塔(J.F.Lyotarod)、鲍德里亚(Baudurillard)、德里达(J.Derrida)、詹明信(F.Jameson)等人——的话语与思考的样式之所以渗透了课程研究的领域，就是由于上述的范式转换的语脉。这种渗透正如建筑中的后现代的发展那样，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从功能主义教育批判的角度揭示教育价值的“复杂性”与“对立性”，再从教育经验的“意义”赋权及其规范出发谋求相对化，“解构”(deconstruct)现代教育的话语，开拓复杂的、多层的话语空间与政治空间，并着眼于教育现象的文化意义的差异，重建“教育”的概念。1980年代，课程研究的基本概念从“功能”、“结构”、“构成”、“开发”等建筑隐喻的术语转向“权力”、“意识化”、“再生产”、“自我认同”、“共同体”等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术语，进而转向“权威”、“场所”、“叙事”、“话语”、“语脉”、“文本”、“声音”、“身份”、“关系”等的跨领域的术语。这双重的转换意义巨大。它导致了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育概念的重新探讨，从多元的、多层的语脉重新解释了日常教育经验的的复杂性与重层性。“课程领域”从伴随着“宏大叙事”的丧失的“濒死”状态摆脱出来，获得了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