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价值观”测量的方法与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楚成亚,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楚成亚(1967-),男,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用实证方法测量大众的民主价值观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该研究的热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国家到冷战后的转型国家,再到进入21世纪以后的“威权主义”国家;测量方法主要包括“政治宽容测量”和“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研究类型包括对特定国家的个案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西方研究的启示在于,民主价值观的测量与比较必须以对民主准则的一致界定为前提,而且设问的方法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另外还应当更多地关注民主诉求背后的动机。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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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7

       从卢梭、托克维尔到科恩、罗尔斯等西方政治思想家都把公民对民主价值观(democratic values)的认同视为稳定有效的民主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用实证方法测量大众的民主价值观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初是对欧美民主国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点转向了对转型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的研究。

       一、对欧美国家大众民主价值观的测量

       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之后,凯恩斯主义破产,保守主义抬头。保守主义者“祭出了‘平等之危险’这个幽灵,向……民主潮流发起了攻势”,①自由主义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大众的政治价值观状况受到学术界关注,出现了对大众民主价值观进行测量的实证研究。

       1.政治宽容的测量

       政治宽容是民主价值观最基本的准则。科恩对此的分析具有代表性:“有裁决权的多数并非总是变动的。如果它不是变动的,或变动不够频繁,多数裁定可能逐渐妨碍普遍参与的实现。因此,如果社会中形成固定的多数,对民主来说就存在着真正的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方法是“建议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民主所需要的言论自由。这就要求公民具有宽容精神,既要容忍离经叛道者,也要容忍异见。②所以,最初的民主价值观测量主要是围绕与政治宽容有关的论题设计的。这些论题包括: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把言论和结社自由这种程序性自由扩展至不受欢迎的政治群体?政治宽容或不宽容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是否存在政治宽容精神的群体性差异?政治宽容或不宽容对个人行为和制度有何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是斯托夫(Stouffer)1954年主持的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的两项民意调查。他认为,具有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最首要的品质是愿意将公民自由扩展到不受欢迎的群体身上。他据此设计的民主价值观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态度。问卷给出了五种选择:(1)他们应当被允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2)他们写的书应当从公共图书馆剔除出去;(3)与他们有关的商品应当被抵制;(4)他们应当被从各种工作岗位上开除;(5)他们应当被投进监狱。从选项(1)到选项(5),政治不宽容的强度是递增的。斯托夫发现,美国公民的宽容程度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年长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农村及小城镇居民、妇女等群体更加不宽容;精英与大众的宽容水平有明显差异,政治精英比普通民众更加尊重不受欢迎的群体的公民自由,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造成的。③

       斯托夫的研究影响广泛,但其测量方法和结论也受到了后来的研究者的质疑。例如,1972年,杰克曼(Jackman)基于对1954年美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数据的分析,发现精英之间宽容水平的差异更大,而且这种差异与社会化经历和角色预期(role expectation)的差异无关;④1985年,麦卡琴(McCutcheon)指出,斯托夫的方法很难测量大众的“宽容”或“不宽容”是否具有一般性,因为受访者的喜好不同,受访者不喜欢的对象也许不在研究者提供的名单中,但这并不能说明被访者是宽容的;⑤1979年,沙利文(Sullivan)提出,不宽容的最好的测量指标是受访者感觉受到自己不喜欢的目标群体的威胁程度,在感受不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对某个群体的负面情绪几乎不可能演变为试图阻止该群体成员享有与他人相同的自由的愿望;⑥1991年,斯奈德曼(Sniderman)等基于对1977年美国社会普查(GSS)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精英与大众在政治宽容方面的差异远小于精英内部的差异。⑦

       为了克服仅仅测量被访者对待指定对象的态度所存在的局限性,1982年,沙利文等人基于对他们1978年在美国境内进行的调查的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测量政治宽容的方法——“民主的一般准则量表”(general norms of democracy scale)。该方法主要是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如下六项陈述:少数人应当有争取多数人支持其观点的自由;无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都应当享有与别人相同的合法权利和保护;我信奉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无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被怀疑谋反或其他重罪,他不应当享有保释的权利;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我们也许不得不迫使人们自证有罪,即便这会威胁他的权利;任何自身行为受到质疑时钻法律空子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前三条是对支持言论自由的抽象陈述,后三条则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性权利的具体应用。⑧沙利文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把抽象态度与具体态度联系起来,以证明政治宽容方面的抽象态度是可以测量的。

       2.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

       其实,民主包括许多取向,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和宽容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吉布森(Gibson)等将民主性公民描述为这样一种人,他或她“相信个人自由;政治上是宽容的;对政治权威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而对同胞又是信任的;服从国家但又不会放弃与国家抗争的权利;认为国家是依法受到约束的;支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和程序”。⑨与这种多面向的民主概念相匹配的是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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