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权理论发展的轨迹看，否定主权的理论思潮肇始于20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三次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主权责难的主要观点是：（1 ）主权国家是战争的根源。代表人物是率先向国家主权理论提出挑战的法国思想家莱翁·狄骥（L.Duguit 1859—1928）。狄骥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触动，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主权国家观念，所以提出用“协作国家的观念”代替“主权国家的观念”，想用消除主权的方式来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2）国家主权会损害生产力的发展。 代表人物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hy Laski 1893—1950）。他认为，“许多小国在经济领域内行使主权，就像旧制度下法国实行的内部关税一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3）限制和废除国家主权。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兰辛、肯尼斯·N·华尔兹等。 主张用共同的国际法约束各国的政治行为。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来限制国家主权，认为握有最高的主权人格的应是国际共同体而不是个别国家；倡导建立“世界政府”，设想建立国际联盟，设置国际法庭来解决争端，并成立国际警察部队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主权的否定主要集中在：（1 ）主张订立“国际法”、以否认“绝对主权”。美国法学家汉斯·凯尔逊认为，绝对国家主权是不可承认的，主张国家主权应当是有限的，并以服从国际法律秩序为前提。[2]《奥本海国际法》则断言：“国际法的进步、 国际和平的维持、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民族国家的维持，从长远看，是以各国交出一部分主权为条件的，这样才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国际立法，并在必然无限范围内实现具有强制管辖的国际法庭所确定的法治。”[3] （2）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取消国家主权。 认为“由于每个国家对外依赖的程度加深，使主权和疆界的重要性消失，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共同的标准和国际行动的制约。”[4]因此， “曾经是主权国家首要目标的维持经济繁荣和有效防务，现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的安排来实现，而国际合作依据其本性是限制所有有关国家的主权的。”[5]（3）国家利益过时论。认为主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4）世界政府论。 认为国际组织的发展表明能以某种“联合主权”、“共同意志的优越权”取代旧的单一的国家主权。曾经肯定过主权历史作用的汤因比这时也主张“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6]。 冷战后，纷繁的全球化理论再一次对主权理论提出新挑战，主要的论点是：全球化正在消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并危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能力、形式、独立、权威或合法性。[7]首先， 由于“相互依赖”已经侵蚀内外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许多问题（如毒品、环境、国家安全、移民等）没有国际合作，单独的国家已无力解决，因此，民族国家出现“泛化和弱化”，结果是导致国家权能的“泛化和弱化”。其次，日益加强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使政府间组织和国际建制迅速增长，由于一些国际组织和制度在谋求“准超国家权力”（ Quasisupernational Power）（如欧共体），把其决定合法地强加于成员国，从而调和或折衷这些国家的法律主权。结果是国家的“国际化”创造了国际统治的一些形式。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技术上使得主权边界形同虚设；大宗的货币流动，使各国政府不再具有独立性来有效地实行其独立的宏观经济战略，结果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减少，独立的主权受到蚕食。第四，正是由于国家能力和独立性的削弱，降低了政府的效能，结果自下而上地损害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同时国际制度和国际管理活动又“自上而下地”侵蚀了国家权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西方各种否定主权的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贯穿始终的、能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主权理论根基的论证。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学派所谓的“不是理论造时势，而是理论为时势辩护”。[8]就其具体主张的实质来分析，人们不难发现， 它们明显地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1、片面强调主权对战争的责任，为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推卸责任。国际法专家阿库斯特曾承认，“自1914年以后便出现了相反的潮流，西方世界的国际法学家抛弃了有关主权和国家固有权利的旧教条。”[9]而20世纪初正是帝国主义对外殖民扩张的高潮，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把世界瓜分完毕后，其相互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日益尖锐才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家主权再一次遭到公然践踏。甚至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由于其时尚处在半殖民地状态，连废除战败国先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无理拒绝。可见，这一时期西方普遍抛弃主权实质上是为殖民主义在海外瓜分势力范围服务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国际协作”理论、“世界政府”构想都把战争的根源归咎于主权的存在，显然是掩盖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 2、过分夸张主权对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造成的阻碍， 是为新殖民主义提供口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完整主权。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宣言和章程也对发展中国家行使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在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土地和原料价格便宜的条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仍需要依赖这些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合法管制以内的资源，并且，对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仍可攫取高额利润。为了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渗透，使之继续成为“市场势力范围”，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手段，榨取高额利润，西方理论纷纷对主权的合理性存在进行指责。一方面大肆宣扬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对地球资源（主要是指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初级原料）合理配置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国际合作有利于解决如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和转让其现代化进程中所迫切需要的动力资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时附带上各种苛刻的条件，以迫使发展中国家用国家主权来换取西方的施舍以求得富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教授理查德·N ·加德纳公然提出要在国际合作中，锲而不舍地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一点点地侵蚀”国家主权，最终建立起“世界秩序大厦”[10]。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维持完整主权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事务是一个必须把握好的问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