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好点……否则我们就把民主送到你们国家去!①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主体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像弗朗西斯·福山、汤姆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坚定辩护者也不时显得忧心忡忡。更严肃的思考则开始跳出选主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民主到底是什么？选主究竟是不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恰当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王绍光 过去十年间，29位西方知名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上所遭遇的双重危机忧心忡忡，对“选主体制”做出了深刻的学理反思。他们的成果汇集成12篇文章，收录在由王绍光主编、欧树军翻译的《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一书中，集中展现了对“真民主”(real democracy)的严肃思考。 一、西式民主步入泥沼 当真民主的意义被认识到的时候，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21世纪了，1989-1992年因此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里，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束，西方自由民主制成为最好且唯一的选择，反思民主当然还不是个问题；仅仅十年之后，在民主推手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转型范式的终结》一文中，反思民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②而且至今仍然支配着政治理论家的思想。 十年之后，卡罗瑟斯的文章宣告了“转型范式的终结”。背景是大约一百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和地区：拉美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次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中东5个。“转型范式”假设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一条从独裁威权走向民主之路，先是街头抗争运动，再是苏联党报式的非理性的自我批评，最后才是以多党制定期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制，整个过程无需先决条件，只要政治精英有意愿有能力，政治历史、经济状况、制度遗产、民族性格、社会文化传统或者其他结构因素都不重要，民主化优先于政府质量和国家建设。 但是，卡罗瑟斯尖锐地指出，“转型范式”的这些核心假设无一成立，结果也很是不堪。只有不到20个政治体建立了较好的民主制，包括欧洲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亚非拉的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加纳、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其余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都被迫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苛刻条件，皆以失败告终，走向了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党国家化，其政府形式变成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灵而变成了“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③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此失败，以至于很快又爆发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政治拉锯战。 短短五六年之后，所谓“阿拉伯之春”加剧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冲突。紧随其后，2009年菲律宾发生选举屠杀惨案。2013年以来，埃及总统穆尔西、泰国总理英拉、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民选的国家或政府领导人相继被街头运动拉下马，结果却是军人政府或者寡头政府得以重建。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国会立法废除了地方首长直选。新世纪以来，选举民主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正当性危机。不仅如此，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宣告了老牌民主国家的变质，不再是林肯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而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说的“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1％的富人劫持了民主，把美国从民主制变成了金融寡头专制(financial despotism)，从民主政治变成了金权政治(Plutocracy)。 除了政治体制的悲剧性倒退，最近五十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内部治理也先后遭遇多重困境。其一是工业、产业等经济政策的失灵，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面临动力不足而难以落地的巨大困境；其二是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危机；其三是在墨西哥裔等非白人族群和穆斯林等异教族群的冲击下，欧美的多元文化政策正在终结；最后，在全球化、国际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公民社会、现代化等各种理论和力量竞相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时代，很多国家处在运转失灵的边缘，“民族国家”概念失效了。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程，都在加剧而非缓解西式民主的危机。 “转型范式的终结”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同为美国“华盛顿首都环线圈”的重要外事智囊，从福山到卡罗瑟斯的思想反转，发人深省。福山欢呼的是“选举寡头制”的彻底胜利，这个体系的奠基人是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西耶斯(Emmanuel Abbe Si-eyes)、潘恩(Thomas Paine)、罗伯斯庇尔、托克维尔、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等。卡罗瑟斯身为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推手，他的思想反转从实践中来，秉承的是更为久远的思想谱系：指责代议制民主以防止“多数的暴政”为名，建立起“精英的专制”，而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是回归真民主。这些代议制民主的反思者包括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奥赛亚·奥伯(Josiah Ober)、约翰·麦考米克(John P.McCormick)、詹姆斯·费希金(Jams Fishkin)、汉娜·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拉尼·吉尼尔(Lani Guinier)、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莫恩斯·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博·罗斯坦(Bo Rothstein)、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和纳迪亚·乌宾第(Nadia Urbinati)等人。他们发现，民主并没有因为代议制而变得更好，相反，毋宁说代议制败坏了民主，因此有必要从“弱民主”回归“强民主”，从间接民主回到直接民主，从“代表的统治”回到“人民的统治”，从“虚民主”回到“实民主”，从“假民主”回归“真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