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0]10-0046-06 生命政治学理论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和新的理论增长点，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视域或以不同的方式被论及，这就导致了“生命政治学”概念难以得到清晰准确的界定。“大致说来，我们可以离析出两条主要的流布线索。第一条线索主要是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它探索了生命政治所代表的政治学方式：它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动员了什么样的力量？如何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将它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政治形式区别开来？第二条流布线索发生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发生在科学史、医学人类学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研究中。”①生命政治被当做一个概念引介进来，用以说明一种让生命作为政治策略之对象的历史过程。生命政治将生命置于社会治理或政治秩序的中心，因而成为现代性的门槛。按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说法，哲学就是创制概念的艺术，任何哲学概念都是署名的。“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能够表征某种哲学体系的理论主题和思想精髓。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生命政治”和“治理术”的剖析，以厘清生命政治学的核心意涵，从而澄清这一理论的合理边界。这将构成我们理解和把握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有效逻辑支点。 一、何谓生命政治学 追溯生命政治学的原初语境可知，福柯虽然并非生命政治概念的创造者，但生命政治学作为系统的理论被明确阐释，毫无疑问肇始于福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并未明确界定“生命政治”的概念，在其文本中生命政治通常与生命权力具有相同的涵义。生命权力是与君主权力相对立的一种新型权力，从权力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君主权力是一种“刀刃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死”的权力；生命权力是一种“负担生命责任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活”的权力。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生命操作的这种根本转变：“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② 福柯把19世纪欧洲新建立起来的“使人活”的政治权力称为“对于生命的权力”，即“生命权力”(biopouvoir)。从君主统治权的“使人死”到生命权力的“使人活”，标志着生命权力的诞生。生命权力何以能够使人活？福柯考察了18世纪欧洲的两种新型的权力技术形式，即18世纪初的规训肉体的技术和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这两种权力技术形式在不同层面提高生命、生产主体。 具体而言，18世纪初西方社会在医院、监狱、军队、工厂、学校等机构普遍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系列，它们通过纪律、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矫正等手段对人体进行零敲碎打和精心操纵，不断生产驯顺且有用的肉体。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③对生命主体而言，“肉体被要求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动作”④。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算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这种围绕肉体建立起来的规训权力，其实质就是肉体人的“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对规训权力而言，这是一种对肉体的创生与筹划、提高与生产，它使人体驯顺有效甚至趋向某种极限，并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 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不再仅仅关注个体性的肉体，而是将对生命的责任延伸至集体性的人口。它通过概率统计、确定最低限度的平均率，满足正常运行和自由流通的必要条件，进而考虑全部人口的整体正常曲线，并从总体上确保人口的安全进而优化生活状态。这是一种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安全机制。对生命主体而言，人口作为某种常数被置于生命权力的展布之中，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生物学或统计学类型的联系，这意味着整体生命的安全和健康蕴含着在生物学或统计学的意义上消灭部分人口。就权力机制而言，它以所谓的生物学或统计学意义上的合理调控手段为整体性的生命主体的安全、自由和健康创设条件。 如果我们把“使人活”或“负担生命责任”的生命权力称为生命政治的话，那么无论是惩戒肉体还是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从福柯的论述中可知，权力形式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生命政治学的一条最为核心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学的逻辑演进与理论嬗变。尽管福柯一再强调，“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⑤，但权力对个人的规范与生产以及权力对人口的保障与调节，无不充斥着权力对主体的筹划与治理。这里布展出两条研究路径：其一，侧重于政治权力对生命筹划与宰制的消极生命政治的研究取向。它是生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路径，在阿甘本“法律—法律之例外”结构性视角的考察中发挥到极致。阿甘本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的关系阐释为“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之间的关系。赤裸生命(bare life)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不被政治和法律所保护的人，如难民、被除去国籍的人等，他们被置于法之悬置状态中，可以被至高权力随时征用。其二，凸显生产性、强调主体创生的积极的生命政治研究脉络。它在奈格里对非物质生产形式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奈格里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延伸为诸众(multitude)反抗资本权力的腐蚀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诸众是反抗资本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同一性(identity)筹划，并致力于彰显奇异性(singularity)或杂多性(multiplicity)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