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健康码：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之交叉口 健康码是搭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如支付宝、微信)上的小程序，由个人实名认证并填报健康状况(体温、接触史等)；平台端则通过对手机漫游轨迹的定位，并利用大数据(打通社区、办公物业、交通口数据)算法比对密切接触人员，尤其是比对既有涉疫情重点人员库，从而完成对个人自主填报之健康信息高度精准并实时更新的动态校验。健康码最终呈现为一个带有颜色标记的二维码(表示健康的“绿色”会根据一个人出入不同的时空场域而自动改变成“黄色”或“红色”)，作为个人的健康证明。正是基于这一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变色”系统，健康码很快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被用作身份识别系统，成为人们进出社区、办公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个场景的“通行证”。扫码核验、亮码通行，成为了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熟悉的进出程序，这对有效排查疑似病患、控制病毒播散发挥了关键作用。 健康码诚然是当代数字技术的一个“微创新”，从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健康码究其实质是经由数据语法化(体现为二维码)，以技术对象(technical object)的形态，具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共同体从来是有边界的，我们每个人国际旅行所必须持有的护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关签证)，就是共同体准入边界的一个“具身”(embodiment)。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边界不被看到，而是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①共同体总是以“排除”(exclusion)作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当代世界，我们所熟悉的“排除”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排除”、语言-方言意义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体层面的种族意义上的“排除”、性态意义上的“排除”等。但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认为，即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乃至种族性态肤色的共同体边界，却是仍然无法避免“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免疫”意义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层面上展开。埃氏提出，“共同体”(community)一直和“免疫体”(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②健康码便正是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具身化了“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脉络中，健康码恰恰处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体(免疫体)的边界，由当代数字技术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确立起来了。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构成当代政治哲学两大前沿学脉的生命政治学与技术政治学出发，来对健康码进行一个交叉性的反思。 生命政治学，依据其奠基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分析，是瞄准作为“社会身体”的人口(包括出生率与死亡率、健康状态、人均寿命、社会财富的人口分布等)：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techniques of security)，生命权力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危机或风险，并用总体平衡(overall equilibrium)来确保整体人口的安全。这就是福柯笔下现代性的“治理术”：政治权力不再是威胁性的“使你死”的权力(剥夺生命)，而成为保护性的“让你活”的权力(扶持生命)。③在福柯之后，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通过聚焦司法秩序+溢出性的“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这个共同体的“原始结构”(original structure)，进一步推进了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biopolitical turn)。④而埃斯波西托则通过揭示出共同体与免疫体的双重构型，将生命政治的目标确定为对共同体“内部”(司法秩序)与“外部”(至高禁止)之边界的保护性维系上：“无论那正等着到来的危险是一种威胁个体性身体(individual body)的病症，一种针对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暴力入侵，抑或一种针对电子体(body electronic)的反常讯息，始终不变的，是危险所被定位的那个地点——该地点总是在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个体之域与共通之域的边界上。”⑤可以说，“生命政治转向”构成了近半个世纪政治哲学的一个大的潮流，而“生命治理”(life administration)，则是生命政治的构成性内核，也因此成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聚焦点。⑥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具体地生活在“数字状况”(digital condition)下。以指数级速度升级迭代的当代技术已深层次地介入人类共同体之结构，推动其走向数字化——“数字城市性”(digital urbanity)、“算法化社会性”(algorithmized sociality)、“大数据主义”(big-dataism)，正在成为共同体的三个构成性要素。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诸种信息与沟通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DNT，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成为当代媒体公共话语的核心关键词，“技术政治学”这个术语开始在学界出现，以它为主题的论文与学术会议正在稳步增加。⑦经过诸种当代技术的重构性介入，就政治治理城市的“手艺”及其效应而言，可以分析出六种根本性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