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及人的存在方式出发论证国家的创建、性质及其运行方式，是自格劳秀斯、霍布斯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范式，恩格斯也曾循此范式指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恶劣可以从普鲁士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①。据此，研究和分析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及其差异，不仅需要对这两种国家体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样态进行比较分析，且需要对这两种国家体制背后的国民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在下面从讨论中西国民性的差异入手，继而比较分析中西国家体制的性质及其运行逻辑的差异。 一、从“上帝的选民”到自由个体再到国家是“必要的恶” 一方面，不同的历史传统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和社会，进而又塑造了不同的人民；另一方面，不同的人民亦创造着不同的历史、文明和社会。而对不同的人民进行区分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是对国民性的识别。所谓国民性，亦即特定国家(民族、文明体)之下国民性质的简称，意指由历史地生成的超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这是一种较之阶级、教育、肤色等标志性特征更为深层、隐秘的影响人们行为进而影响国家行为的因素。 在基督教及其宗教文明的长期熏陶下，“上帝的选民”意识成为基督教徒悠久而共有的核心意识和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如果说在路德和卡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前，这种自我意识、认知和定位在理论上讲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定位，那么，宗教改革之后，这一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则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成为上帝的选民已经不再需要教会甚至上帝的认定、证明而变成只需自诩自证便可完成的事业②。这一转变的社会历史意义是极其深刻而久远的。早期新教徒的自律、努力与苦行远超同一时期的天主教徒，这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厚的主观动力(或用韦伯的话来说，是提供了伦理的、文化的动力)，同时也加强了对非“选民”和异教徒的自我优越感甚至傲慢：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选民”自身的每一点成功尤其是商业和金钱获利上的成功，都或多或少地增强着这种优越感，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加强。 自诩自证的“上帝的选民”意识和资本主义商业上的成功相互印证相互加强，催生出两大新的社会后果。首先，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在自诩自证的“上帝的选民”意识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证明，尽管这种意识在物质层面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社会关系瓦解的产物，而在精神层面上，则是自诩自证的“上帝的选民”意识的合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平信徒皆教士”“因信称义”的新教原理暗含着信徒的绝对自主性、独立性意蕴：能否与上帝达成沟通并成为上帝的选民，在于个体(信徒)的“信”，而“信”是个体心理体验，一种纯粹的个体行为，是个体独立而自由的选择，也是个体独立而自由的证明；反之，也只有个体是独立而自由的，才能证明个体是真正的“上帝选民”；进而，我是“上帝的选民”或我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就必须坚守和践行我的存在及行为的独立(特)性和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无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诗人的言说虽然夸张，但却真切地道出了自由对于“上帝选民”来说所具有的宗教价值意义和这些生命个体的社会(宗教)本质。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由“因信称义”而来的自由独立性这一宗教生命体验，还仅仅是自诩的、内指的心理现象，那么“事功”积累却是一种外指的实践证明。“赎罪券”的废除，终结了天主教的“事功”证明粗陋形式，并开启了新教伦理关于资本主义商业的“事功”的精致形式。商业上的成功与否，是证明信徒成为“上帝的选民”最重要的路径，越是成功越是证明自己享有“上帝选民”的资格。理解这一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一把重要钥匙，也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现象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时种种怪象的重要入口。资本主义精神在本质上是自诩自证的“上帝的选民”在对自由、独立性的宗教心理体验与对“事功”的不停追求、证明之间相互印证、相互结合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内心里始终认为(有时是真诚的有时是自欺欺人的)上天的指令和地上的现实是相辅相成的，面包的两面都涂有奶酪。 其次，自诩自证的“上帝选民”意识，极大地激发了新教徒反抗和冲破宗教的封建的教条束缚的斗志，而且也确实指引和推动他们开拓了新教徒的大片天下，尽管这片天下本身仍然还属于宗教和封建的范畴。与此同时，自诩自证的“上帝的选民”意识还更为强烈地唤起和强化、扩展了基督徒们的“迦南想象”③，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想象，同时也是社会空间上的想象，而且这两种想象时常纠缠交融在一起。在地理空间上的想象及其实践方面，十七世纪以后的西方列强已不再满足于早年十字军东征的征伐④，而是逐渐将全球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不断扩张更是印证了这一点⑤。而社会空间上的“迦南想象”则表现为依据与上帝的关系构建出一个广泛的以“上帝的选民”为中心的鄙视链谱系：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基督徒对非基督徒、天主教徒对异教徒、富人对穷人、主人对奴仆、白人对有色人种、北方对南方、西方对东方……在这个谱系中，前者对后者的鄙视、非人化对待，这一切都变得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和心安理得。 启蒙学说作为一个庞大的理论思想谱系，其伟大和巧妙之处在于与资产阶级个人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将宗教改革以来自诩自证的“上帝选民”那种以宗教体验为基础为形式的国民性转换和改造成为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论，不论是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还是后来的费尔巴哈乃至更为广泛的“国民经济学”，他们都一方面力图去除“上帝选民”那种宗教体验的粗陋形式，另一方面，又在对“自然状态”、“自然个体”的经验主义感性直观中更为精致地不断还原“上帝选民”的国民性。如果说宗教改革意境下的“上帝选民”是启蒙学说语境中“自然个体”的胚胎形式，那么，启蒙学者眼中的独立个体、自由个性则可看作为“上帝选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了的条件下的成熟形态，一个是经验的神圣化，一个是神圣的世俗化，而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理论上的非历史性。 启蒙学说的起始概念是自然状态及其独立的自由个体。现在，因这一概念的创设，感性直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个体性、独立性，代替了自诩自证的“上帝选民”的私密性，追求“事功”的神圣性被转换为自然个体自利、自私的先天绝对性，“上帝选民”自诩自证的自由被扩展为自然状态下个体的普遍自由，特定范围内存在的新教徒的社会狭窄性亦被无条件的自然状态的普遍性所代替，据此，启蒙学说获得了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外观，并因此而成为“科学”；但在这“科学”的表层之下仍深潜着的资产阶级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新教徒隐秘的宗教体验，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人们感性生活经验的支撑，它才获得广泛传播、广被接受和经久不衰的理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