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8-0079-07 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方面，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是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出现或者与之同时并存的政治组织形式还包括部落、城邦、城市联盟、帝国、封建主义和神权政体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揭示了现代国家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相比的独特性。在韦伯看来，“正如自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科层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同样是国家现代化明白无误的尺度。”[1](P736)因此，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 随着国家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后的兴起，[2]社会科学家已经系统地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形成问题并且发展了一系列解释模型。从现代国家形成理论的演进轨迹上看，尽管早期的模型大多依赖于欧洲的经验，但后期的模型越来越多地将欧洲之外地区的经验纳入进来。本文旨在回顾和评析这些理论模型，重点在于揭示这些模型的因果逻辑并比较这些模型的经验对应性。 一、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基于欧洲的经验 韦伯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的)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1](P731)作为理性化权威的载体，现代国家正是“那种借助科层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3](P245)由于韦伯对现代国家的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为蓝本的，也由于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国家建设也大多是以欧洲的国家建设为蓝本的，社会科学家对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探讨主要依赖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了以下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机制。 (一)功能主义模型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早系统考察现代国家起源的学者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R.Strayer)。斯特雷耶认为，欧洲人所缔造的现代国家被证明比其他的政治组织形式更为成功。古代世界的两种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帝国和城邦都是不完美的。帝国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由于多数居民对国家缺乏忠诚，帝国往往走向分裂和瓦解。城邦的优势在于市民对国家的忠诚，但由于无法解决吸收新领土或新居民的问题，城邦在军事上的弱小使其要么成为一个帝国的附庸，要么迟早成为征服者的牺牲品。而1100年之后形成的欧洲国家结合了帝国和城邦的力量。“它们足够大并足够有力量，以获得生存的巨大机会。而且它们成功地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参与到或至少是关注政治活动过程，并成功地在地方团体里建立了共同身份的理念。”[4](P6)这样，斯特雷耶从现代国家比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更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其理论视角主要是功能主义的。 由于第一批现代国家是在英国和法国形成的，斯特雷耶主要讨论了司法制度、财政制度以及行政管理等现代国家制度在英国和法国的成长。在1100年左右，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仍然是相当弱小的统治者。面对着内部和外部的和平扰乱者，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努力建立提高内部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可以为抵抗外部侵略者袭击提供必要资金的财政制度。随着皇家法庭和财政部的建立，英国和法国在12-13世纪已经出现了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尽管14-15世纪的瘟疫与战争阻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1450年以后随着压力的缓解，西欧各国的君主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现代国家建设中。“到1700年，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今天普遍实行的国家结构。”[4](P59)这样，欧洲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国家。 (二)经济交易模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解释。基于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不满，诺思与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试图运用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保持一致的分析框架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5](P5)这样，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进入到了诺斯和托马斯的视野中。 与斯特雷耶不同的是，诺思和托马斯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4-15世纪。在这一时期的瘟疫、饥荒与战争引起了欧洲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从而导致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价值的下降，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收入也相对下降；由于劳动价值相对地租的上升，军队费用大幅度上升，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也相对提高。正如他们指出的：“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有影响的参数变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税收减少和政府存在所必需的支出水平的相对上升。”[5](P102)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大领主不得不采取各种途径来增加岁入。一种途径是通过对外征服、设立常备军和基于联姻的吞并来扩大其影响和控制的地理范围，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新税收、借债和特权所得来寻找新的岁入来源。随着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现代国家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逐渐形成了。 在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家为获得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作为交换。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被统治者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被统治者的机会成本。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被统治者集团替代度的函数。[6](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