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众多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提供了如何理解政治生活的途径。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如果不是在“怎么办”，而是在“为什么”的意义上深入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和引导。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也就是发掘它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发展中的解释力，并以此指导政治发展的实践。其中，总结、概括现时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解说，这是具有首要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仅就社会转型及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些思考。 一、社会转型：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建构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发生在我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自然会用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工具，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同时也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框架。历史地看问题，社会转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表现，通常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历史变迁就是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建构。生产力是建立在人的要素、生产工具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有机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对生产关系有确定的需求与要求。现代生产力在器物层次上以高科技支撑的机器为代表，它同时表明，人的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均与这样的生产手段一体化，由此形成了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其外在的表现是生产力的社会性、高科技性与高成本性。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现为该种生产力的社会归属与管理、生产过程的科学化组织及消费品的分配。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这种解释同样可运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这种解释能够说明转型期中国已经经历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像社会学家和现代化理论的专家所做出的判断那样，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从早期阶段说，作为中国现代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人，并非以现代产业工人为代表，而是以现代军人为代表。就是说，中国的现代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并非通过现代产业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形成，而是通过战争和现代的军事组织培养起来的。特别是作为传统生产力代表的农民经过战争和军队的训练而具有了现代生产力的许多特性，例如组织性、协同性、服从精神、适应社会化的能力等，均具有了现代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一些特性。应该说具有现代性的战争塑造了中国现代生产力的主体要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由几十年的战争培养起来的现代生产力要素分布于城市和乡村。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历史周期经过革命与战争的激烈表现而基本结束。军队的指挥员变为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以及城市与乡村社会的组织者、管理者。一种与这样的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迅速确立起来，这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很快体现出它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和促进这种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完成。城市与乡村，生产力的社会化失去了市场化的路径，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空间实现自己的组织化。如果不能社会化，那么这种生产力就不能在总体上真正成为现代生产力；但是如果没有市场，则生产力很难社会化。我们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十分有效地为工厂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组织形式提供政治条件，却难以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经济空间。所以，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市场问题。经过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探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这是中国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生动表现。以此为标志，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最富有实质意义的阶段，这个阶段将是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主导各生产领域，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是确立与现代化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结束将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任务的完成。 也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中国遇到了重大的历史机遇，这就是以电子计算机和网络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正在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和主导力量，信息产品正在成为人们的基本消费品以及基本的生产资料。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活动同工业时代的生产活动有很大不同。“在工业发展方式里，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在于引进新能源，以及将能源的使用传散于整个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能力。在新的信息发展方式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1]这种新的技术手段正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从娃娃抓起”的应对新兴科技革命的战略、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全面渗透与应用、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信息技术对第二、三产业的整体改造以及初步形成市场经济的框架等等，使得中国现代生产力发展直接与这种最新科技相衔接，从而迅速提升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生产工具要素以及生产资料要素的品质，有可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由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具有了新的特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已经变得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管理。这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这种新型生产力的方式主要不是确认占有关系，而是通过市场、政府、法治、道德等综合手段实现的社会化管理。通过这种管理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商品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使社会成本（如剥削等）不断降低并趋于最小值。这就是以管理来保证的社会主义，它并不关注经济成分中公有的比例，而是不遗余力地实现生产的持续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成本的不断降低。传统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强调生产资料的归属，即谁拥有，如何拥有，而现在强调的是谁管理，如何管理。管理才能使拥有变得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