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风险社会理论中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配置责任，而且迄今似乎也未见有明显转机的迹象。本文针对风险社会的责任分担困境，提出通过协商机制改进风险治理模式的设想。 一、“风险社会”的表征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个概念，是伴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提出的。这里的风险“可以被界定为处理现代化自身诱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与早先的危险不同，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导致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① 由于现代风险是被社会“建构”的，就像飞去来器一样冲击那些生产和得益于它们的人，因此而成为一个时代或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② 全球生态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风险。 现代科技为人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新生活和新机会，但同时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复杂、更不确定。而且，现代人类的行为也在放大自然界的风险，人员、物质的大规模流动使自然灾害的后果迅速扩散开来。针对这些新问题，人们作出了一些决策与行动，但这些决策和行动也可能引进新的风险参量，尽管它们本来是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的。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都会给社会带来连锁危害反应。风险社会的悖论就是这些风险由现代性所引发，而现代性又极力去控制它们。“我们越想拓殖未来，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事情。”③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风险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风险。 一是现代风险影响范围巨大。传统风险及其后果往往限于某个区域、某些人员，而现代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旦成灾，其危害就不仅仅在发生地，也没有什么地域限制，甚至会产生世界性的破坏效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如此。某些局部偶发的事件在其他因素作用下，会产生放大效应，譬如某地的疫情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事故风险与处置不当的政治风险交织在一起，就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风险。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风险还迅速传递恐慌与不信任，而恐慌与不信任更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二是现代风险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平等主义”的。近年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SARS疫情、禽流感、艾滋病、转基因食品安全，还有核扩散、全球恐怖活动等等，无论谁在它们面前都无所逃遁。风险不但在空间上延展了，而且时间上可以持续到后代，亦即所谓“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④ 以往的安全机制越来越应付不了这些情况，风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的境遇，成为整个世界的内在品质。 三是现代风险具有更加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这个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自己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产生环境变化等长期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手段所能覆盖的范围。“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已不再能够站得住脚。”⑤ SARS 爆发前人们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而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恰恰是自反性（reflexive）现代化的产物。 四是人们面对风险茫然无措。在现代社会中，有关科技知识和专家系统是人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任何专家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与预测，或者即便有预测也是模棱两可的，这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专家的“系统信任”，加大了风险治理的难度。“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⑥ 知识和制度的权威被不断削弱，一旦风险发作，人们就会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要么惶惶不可终日，采取过度的防范；要么听天由命，不采取任何措施。显然，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正确对待和防范风险。 二、“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人们注意到，在风险社会中，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今天的选择。“新社会整合必须在高度的自我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必须有很强的未来的价值取向，亦即可以不断自我修正。”⑦ 因此，风险意识也强烈呼唤防患于未然、把握未来的方法论。 “风险”是危险、灾难的可能性，但毕竟不是危险、灾难本身。对于人类来说，各种风险一直存在，但在现代，人类却成了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⑧ 这是因为人类活动对自然与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增加了，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是现代风险的主要来源。全球化更进一步强化了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测性，由于日益活跃的人（员）流、物（质）流、资本流、信息流，以及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加深，风险的传播被迅速扩展；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风险，扩大风险承担者的规模。所谓“风险治理”（risk govemance）问题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如何为每个行为体提供稳定的预期、风险分担与责任机制，如何为治理行动提供有效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