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总结。许多学者也认为“稳定或秩序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在政治学上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的首要价值。没有稳定——无法推进保证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政治改革”[1](P.47)。人们之所以对稳定予以关注，正是由于大量不稳定现象的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政治不稳定几乎成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伴生物[2](P.5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确实具有对立性。马克思在其学说中虽然主要阐述阶级冲突及其整合的共产主义形态，但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试图显示：意理、价值、与行为模式——在不同之阶级层次——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3](P.171)的问题。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一种无冲突之社会体系的出现是有可能的。恩格斯曾预言所有的意理以及与政治相关的冲突都将结束，稳定将是未来社会形态的主要存在形式。 正是基于对政治冲突与政治稳定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最早与最系统的研究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关系的思想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于政治冲突与政治稳定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李普塞特。他主要强调将政治稳定和协调平衡作为研究政治冲突问题的核心和目的[4](P.477)，被认为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最杰出的政治稳定理论研究学者。本文在研究政治稳定问题的过程中，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借鉴李普塞特的研究成果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虽然国内的一些学者对于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视角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没有看到冲突如果形成政治机制则会对政治稳定发挥正功能的特质。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探寻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之间的最佳契合点，研究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可能性。 政治稳定是政治结构的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状态，指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有序化及各种政治冲突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而不是指那种绝对平衡状态。政治发展必然要触及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必然带来一些干扰因素：政治不稳定、政治冲突。达尔把“把涉及国家政府的冲突称为政治冲突”[5](P.58)。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冲突并不涉及双方政治关系的基础、不是冲击核心价值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内的政治人、利益集团、政党、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政治体系的基本矛盾，它是民主政治规则框架下的冲突，是政治体系可以承受，并对政治结构的整合提供动力的冲突。政治冲突的存在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多样化的社会是合理的、必然的现象。这个政治体系自身具有协调、整合政治冲突、维持政治稳定与秩序的因素，这就是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共同价值观，即所谓的政治共识。 一、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辩证关系分析 任何政治学说都主张：“层级式的不平等体系同时包含了稳定与动乱的因子”[3](P.161)，都试图证明正是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的共存才是政治体制及政治整合模式中所必须反映的要素。马克思认为政治稳定是国家的正常形态，并以此为前提解读政治冲突和政治发展。帕森斯（注：T.Parsons，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译为帕深思。）则认为政治冲突是国家形态所固有的，并试图以政治冲突为前提阐释政治稳定。杜尔克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不同，认为政治稳定是塑造完美政治人格的一个前提，政治人在一个封闭的、整合的政治结构中会享有最大的政治自由，因为政治人不能选择政治分层和政治地位，没有精英流动的政治机制，因而形成政治冲突的空间很小。虽然我们会觉得这种政治结构的实现会很遥远，但从柏拉图开始的整个理想主义学派始终没有放弃尝试的梦想，中国的老子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虽然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但却是政治稳定的。有人说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的邻国基本上都是穷国，不会对中国起到示范的作用。但本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及政治文化的存在，特别是儒家学说对政治伦理的等级规范作用，道教和佛教对中华民族听天由命性格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一个开放的政治结构，政治人在竞争、分层结构中会感到受压抑、非人格化、被疏远和异化。为此就要设计能够整合这种态势的政治机制，而政治冲突机制作为减压阀，能够成为维护多元的、动态的政治稳定的手段”[6](P.75)。这里的政治冲突主要是指建立在宪政规则基础上的有限政治冲突，是使紧张态势得以释放的有效方法，虽然可能伴随些微激进的成分，但对于促进宪政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动力功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治冲突或政治不稳定的现象有所增加，但这是开放社会的正常反应，政治稳定已从过去的僵化停滞型的稳定转向了发展型政治稳定。中国的政治结构不仅没有像苏东剧变一样崩溃，反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美国有些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再这样发展十年就会令人不安，那么为什么会不安呢？因为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已证明中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合理的，虽然还不完善，但事实已经表明，在新一轮的国家制度设计竞赛中，中国并不是输家。而“五分之三的社会学者认为许多的现代制度严重地不稳定而且充满紧张。四分之三以上的社会学者指出：美国社会在结构上与价值上的基本变迁对解决重大问题有其必要”[3](P.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