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4)06-0091-07 一、现代政党体制与“超政党体制”的提出 (一)现代西方政党理论 现代西方政党政治是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方代议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亨廷顿指出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极大限制。”① 任何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均质版块，而是由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集团所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拥有各自利益代表，通过政党竞选机制，组织代议制政府，使多元化社会由“分”的状态走向了“统合治理”状态。关于政党概念。英语中的“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文的pars，意为分割，最先进入英语的词汇是part，17世纪后，part演化成party，意表某种政治组织，常与派系(fraction)混用，博林布鲁克(Boling broke)明确区分了政党和派系的不同。美国百科全书(1980)认为：“政党是由个人或团体为了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②。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③ 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不同类型，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将政党类型分为“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族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④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认为政党存在着四种类型：“个体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阶层—大众型政党、教派—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人民政党”。⑤关于西方政党政治演进，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宗派阶段，两极化阶段，扩展阶段，制度化阶段”。⑥ 从制度设计来看，西方政党体制能广泛吸纳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多党竞选来组织政府，吸纳和整合公众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但是，从制度实践来看，作为现代两党竞选制样板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尖锐对立，“否决政治”盛行，使竞选中的施政承诺无法展开，使必要改革措施无法实施，国家实力随之相对衰弱。“在美国体制下，总统在一个财政周期开始时，就要宣布一个预算草案。这份草案更多的只是政府想要的一个预算，离政治现实差距甚远。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决定政府开支的绝对权力，535名国会议员都可以用手中握着的否决权来换取某种妥协。在经过几个月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后，最终出台的预算法案不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政府规划的产物，而是议员们相互角力的结果。”⑦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泰国，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政党模式，在社会高度分化之后却又面临社会难以“统合”的难题。 (二)“超政党体制”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既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又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北京大学姚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偏向社会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政府让一个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⑧这是从政府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中国政府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差异。 从政党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与西方“党”的内涵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在概念上区别对这两种不同内涵的党?超政党体制的提出并不旨在人为制造一个新概念，而希望从本质上区分两种不同的政党体制。超政党体制不是指党员人数规模的超级政党，也不是政党具有超级特权，而是指该政党能超越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单一而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能代表国家整体的根本利益，基于与各民主党派与各利益集团的民主协商，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统合引导，形成全社会包容性共识，最终聚焦于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
西方政党体制与超政党体制可从四个层面加以比较：从利益代表来看，超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能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单一独立利益诉求，代表国家整体的根本利益。 从利益表达来看，西方政党体制的民主性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代议民主，多党竞争，票决民主。而超政党体制下的民主性主要通过纵向民主、群众路线、协商民主、基层票决民主来实现，从而形成现代国家两种差异的合法性来源。 从利益统合功能来看，随着西方社会多元化与否决政治盛行，西方政党政治的统合断裂与体制失灵日益显著。超政党体制由于其利益代表的超然性，更能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统一统合，形成社会包容性共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建立于根本利益一致与具体利益差异基础之上的互相监督、协同发展。 从执政绩效功能来看，相对于西方政党体制的“否决政治”，超政党体制能将各阶级、各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统合凝聚于增长共识，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国家政党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中国模式”的基本动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制度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