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取得治理权，并以何种方式行使治理权。因此，研究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角色，就不能不重点分析它与治理精英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享有对族民的全面管理权，并与乡村治理精英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在8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中，历史上宗族与村治精英之间的传统关系是否已再现？笔者在90年代初的调查中曾发现，乡镇在选任村支书、村主任时已出现“看家族和个人势力大小，看能不能镇住地盘”的倾向[1]。也就是说，宗族背景已成为能否出任村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种现象的存在[2]。不过，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当前，宗族与乡村治理精英传统的互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复，或是否有所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新形式？这对乡村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拟依据对50个观察研究村的资料[3]，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鉴于笔者已另文研究1999年村民直选中宗族因素的作用问题[4]，本文研究所设定的时间下限为1999年直选发生前宗族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状况。应当说明的是，此前选任村干部的体制主要是“任命制”与“指选制”，权力掌握于乡政[5]，因此，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又涉及到乡政在任命村干部时对宗族因素的考虑。

      一、农民与乡干部如何看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乡村干部与村民的看法。在1998年我们对536个乡干部进行非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时，曾了解到他们对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关系的看法。在1999年选举观察中，我们再就同样的问题非随机测试了172个村干部的看法，并随机了解到1200个村民的看法。对这三个群体的调查由于取样方式不一，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对宗族影响力的各自判断。其结果如表1所示：对“让大家族的人当村干部、特别是当村主要干部”这一问题(Q1)，持认同意见的乡干部和村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村民（分别多出34.2%、22.1%）。在对“宗族势力是否会干预和操纵村政”(Q2)的判断上，乡干部的评估最为严重，村干部次之，村民群众则看得很轻。

      表1　乡干部、村干部与村民群众对宗族与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关系的看法　单位：%

      

      说明1.乡干部样本数536，村干部样本数112，村民样本数800。

      2.Q1各选择项所代表的意义分别为：T101：按理应这样做；T102：按理是不行，但实际上不能不这样做；T103：不能这样做；T104：其他；T105：未答。

      3.Q2各选择项所代表的意义分别为：T201：会普遍发生；T202：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T203：只要加以引导就可以避免；T204：不可能出现；T205：其他；T206：未答。

      这也就是说，如果按乡村干部特别是乡干部的看法，宗族势力对村治权力的分配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为此乡政府在安排村干部时也不得不迁就之；而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就更有可能出现宗族势力干扰与操纵村政的局面。但按村民群众的看法，宗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哪一类看法更切近实际呢？以下各节细叙之。

      二、村干部的宗族背景

      如前所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宗族是村干部出任的重要背景之一，其主要论据即看村干部的姓氏归属。如“中国村民自治研究”课题组在吉林黎树、河北迁西、河南许昌、山西临猗、福建新罗与湖南临澧6县60个村对村干部所作的姓氏背景调查表明，村干部中以大姓居多，尤其是村支书中大姓所占的比例最高，在“民选”的村主任中大姓的比例达60%（详见表2）[6]。但是，这种研究有一个易于遭到批评的缺点，即往往将行政村的姓氏对比与宗族状况直接挂钩。事实上，农村的姓氏构成比较复杂，同姓不同族的情况比比皆是，因而人口众多的大姓未必就是该村的大族。正如朱秋霞曾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一些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比较村干部的姓氏构成和村民的姓氏构成上，“牵强附会地解释家族对村庄行政权力分配的作用，或者没有作用，而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资料”[7]。

      表2　村干部姓氏在本村的分布情况　单位：%

      大姓　 小姓　 独姓　样本数（人）

      干部总况　 61.529.4 7.8

      215

      村支书　69.123.6 7.3

      55

      村主任　60.029.110.9

      55

      一般干部　 60.033.3 6.7 105

      资料来源：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中国村民自治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9.

      出于对姓氏与宗族构成可能分离情况的考虑，我们在调查中便进一步地了解村干部实际的宗族与房股归属情况。从1999年对40个选举观察村两位主要干部的了解看，在“人民公社”时期末期，宗族因素在干部任用中的作用开始显现，80年代后期，宗族的影响力已显著增大。到90年代末的村民直选前，主要村干部须具备大族大房背景的现象已很普遍，在被抽样调查的39个村中，大多数村支书、村主任来自大族、大房（详情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