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1-0003-10 一、全球治理的三种逻辑 全球治理的概念实际上存在规范层面和实证层面上的两种定义，而许多研究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规范层面的全球治理主要强调治理的多中心内涵(尤其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实证层面的全球治理则主要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域(即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来讨论。规范层面的全球治理主要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其中最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出版的报告和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等人的理论。实证层面的全球治理则出现在海量的经验性研究之中。这些全球治理实践的研究往往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同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规范意义的全球治理观(多中心内涵)来讨论其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角度来讲，全球治理的规范意义和实证意义之间存在着理解上的鸿沟。 如果将罗西瑙等人的多中心治理观念看成是全球治理的显性逻辑的话，那么在全球治理中还存在两种隐匿的逻辑。要找到这两种隐匿的逻辑则需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时间上的界定。尽管全球治理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现象在之前就已经存在。全球治理与全球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全球治理就是在全球化基础上的治理。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全球治理就是对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治理。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人员、资金、文化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同时这种流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治理就是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第二，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的结构和技术特征基础上以全球方式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治理。以通信和运输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使得人们在全球层面上考虑治理问题成为一种可能。鉴于其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界定出全球治理的出现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全球化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①；同时，全球治理也出现了一些萌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际联盟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成立②。但此时的全球治理还不成熟。二战之后，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全球治理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机制的建立。 然而，这一时期的全球治理仍然表现出显著的国家逻辑，即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民族国家间的治理。民族国家和国家间组织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机构。同时，这种国家逻辑也并不是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而是少数大国主导全球治理。因此，此时的国家逻辑带有明显的霸权特征，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均等的，少数国家控制了全球治理机制的设置权和决策权。更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所控制。尽管苏联在这一时期也尝试与美国争夺全球治理机制的控制权，并一度希望在美国主导的机制之外建立一个平行的全球治理机制。但是，整体而言，苏联的霸权争夺并没有成功。美苏两极争霸的结果是美国领导的治理体系最终赢得了胜利，而这一体系目前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这种国家逻辑往往被总结为国家主义，其最重要的论述者是黑格尔③，与之相对的是康德的世界联邦主义④。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国家逻辑和霸权逻辑则被总结为现实主义，即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体是国家，权力争夺是国家间竞争的基本行为，而全球治理机制只是国家间竞争以及霸权国家控制其他国家的工具。冷战后，这种国家逻辑和霸权逻辑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国家逻辑表现为G7/8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机制，霸权逻辑则体现为美国的单极时刻以及美国越来越显著的单边主义倾向。 在国家(霸权)逻辑之外，资本逻辑则是另一种隐匿在全球治理中的观念。在70年代中期之后，资本治理在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推动下逐步展现出来。一些超大型的跨国公司集聚了超量的资本和权力，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国家⑤。在学理上，资本治理表现为自由主义理论，具体如相互依存理论、全球化理论、去管制化理论等。相互依存理论强调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其基本逻辑是为了消除资本在面对国家间冲突时所产生的脆弱性。全球化理论则主要强调资本、人员、技术、产品等要素的跨国界流动，而全球资本的发展无疑建立在这些跨国界流动的基础上。去管制化理论则致力于消除民族国家或国家间对资本流动的监管。这些理论都带有显著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认为要素的自由流动会自然地达到一种发展均衡，后发国家会在这种全球流动中获益，从而使得全球治理得以自然地实现。 罗西瑙等人的理论则可以被总结为全球治理的社会逻辑，这类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社会逻辑既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反抗，也可以被看作是西方社会运动兴起后对全球治理的新要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再如欧洲1968年的学生运动等。这些社会运动陆续发展出女权主义运动、和平主义运动、反核运动、环境运动等主题。到80年代末期，这些社会运动又对东欧剧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对这些社会运动的反映，学术界出现了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及观点。在学理上，这类观点表现为批判主义(如强烈批判国家的统治)，或激进主义(如强调通过社会自治来改变国家的统治性质)。这类观点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生成了以罗西瑙、全球治理委员会等为代表的全球治理观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等。从目前来看，社会治理的逻辑似乎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主流，但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其他两支隐匿的全球治理逻辑才是真正的主流。正因为其他两种逻辑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社会治理逻辑才以某种批判和反叛的形式在理论中主导性地出现。
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在规范意义的全球治理理论(或者说是全球治理的社会逻辑)中，去国家化的特征是明显的。在1992年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罗西瑙特别指出，与以强制力为依托的政府治理不同，全球治理是一种没有政府强制的治理方式，即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⑥。与罗西瑙的观点很接近，“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的《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治理在世界层次上一直被看作是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则必须看到它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而这些都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全球大众媒体相互作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