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已经具有良好的传统，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流派，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没有人可以支配社会运动研究的话语权。[1](P9-10)在欧洲学者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具有很强的哲学和人文关怀，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解释。从批判早期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大众社会理论开始，美国学者走上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路线，把社会运动的起因、过程和方向看作是各方利益之间博弈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研究中，人们假定所有社会运动都属于同种类型的实体。实际上，社会运动是一个由众多群体、组织和行动组成的，它们动员基础、斗争策略以及追求目标都是不同的。社会运动与其他组织和社会行为并不相同，这就需要区分社会运动与革命、集体行为以及利益集团这几个相似概念之间的差别①。社会运动包含了政治、宗教和伦理冲突、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运动等多种不同形式，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赛勒斯·拉克扎德(Cyrus Zirakzadeh)、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认为社会运动是具有广泛社会背景的特定群体，采取政治对抗的策略，追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②。一方面，社会运动不同于一般的群众集会；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以直接夺权政权或推翻政权为主要目标。 从学术史来看，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典理论阶段(19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 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视角，其一是社会心理学理论；其二是社会变迁和结构失衡理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早期的社会心理学解释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分支，其中以群体心理学理论、芝加哥学派的集体行动理论、大众社会理论以及制度主义取向的理论最为显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来说，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群体心理学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和造诣，奠定了其理论拓荒者的地位。 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形成了众多理论分支，在行为主义渗透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之后，颇为流行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研究路径大放异彩，具有代表性的有柯岚·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革命理论新学说，布林顿革命理论借用了“病理学”(pathology)的分析框架，为革命理论提供了一种生物学类比的解释。[2]还有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的J曲线论，泰德·格尔(Ted Gurr)的相对剥夺论等等③。无论是革命理论新学说理论，J曲线论还是相对剥夺论都依赖于对社会运动典型案例的具体解释，描述出了大众心理失衡或崩溃之后的集体动员过程和结果。然而，这些理论流派并没有脱离长期以来法国的勒朋、美国的布鲁默等人的影响。 在社会运动的古典理论研究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心理学解释以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不均衡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它无法带来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伯特·尤西姆(Bert Useem)把古典理论统称为“结构紧张/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理论。[3](P215-238)古典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不能解释社会怨恨、身份或新的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发展成为社会运动的，它无法建立某种符合一般规律的社会运动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某些案例中，社会怨恨无法形成社会运动，反之社会运动的形成也不一定建立在社会怨恨的基础之上。 (二)现代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 社会运动研究复兴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在美国资源动员理论以及政治过程理论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范式，至今其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理论是精英论政治观的两个变种，分别是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和后期的政治进程模型。[4]1973年，麦卡锡和扎尔德最早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设想④。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运动行动者的环境、历史机遇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视角较为适用于个案描述，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此外，资源动员理论没有解释热情、自发性和信仰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进程及后果之间的关系。[5](P379) 查尔斯·蒂利是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的开创者，他和道格·麦克亚当奠定了政治过程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政治过程理论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反思、批判、修正、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根据政治过程理论的观点，社会运动就是各种政治“机会”(opportunity)或“威胁”(threat)之间的博弈过程。在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是最为关键的要素⑤。1978年，查尔斯·蒂利在《从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政体模型”(polity model)模式，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由于采取常规的手段和方式，政体外成员无法获得想要的政治资源，那么社会运动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而1982年，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与黑人抗争的发展》一书中，解释了20世纪30至7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退的发展进程，认为民权运动是否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抓住各种“政治机会”。然而，政治过程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批评，一是该理论难以解释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以外的社会运动问题；二是它仍然是一种宽泛的理论模型，在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中，“政治机会”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