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和2014年第3期分别刊发了聂珍钊的《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以下简称聂文)以及梁晓萍的《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兼与聂珍钊先生商榷》(以下简称梁文)。聂文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①；梁文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是审美价值，只有“解除套在文学经典身上的伦理道德枷锁，才是对待文学经典应有的态度”②。两篇文章从各自立场出发，都有一定道理。对文学经典的思考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人对思考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表示尊重和理解，但就文学经典的价值而言，本人有不同看法，就教于两位先生。 聂珍钊多年来潜心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③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确立为一种批评方法以来，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综观其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用意：一是反拨形式繁杂的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走马灯式的翻演，二是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定位为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在多元化的语境中对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德批评的回应。前两个用意作者多有说明，无须赘言，第三个用意是我通过他的文字所作的揣测，有必要简单说明。由于道德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已成为一种传统，强调文学在社会上的道德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内容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很容易与之结合，在中国找到滋生的土壤。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批评方法涌进中国大陆之前，大陆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批评，道德批评也蕴含其中，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语境中，作者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提出来，是对披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外衣的道德批评的反思。 聂文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之中，“把文学涉及的一切问题都纳入伦理和道德的范畴加以讨论”，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考量，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④其结论是否可靠姑且不说，就论证过程来看，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聂文虽宣称文学伦理学批评讨论“文学涉及的一切问题”⑤，但在实际批评时，只关注文学的内容，对内容如何得到表现却避而不谈。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而言，内容如何表现至关重要，同样是写雪，柳宗元的《江雪》和张打油的《咏雪》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一个成为经典，一个始终只能是打油诗。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内容中可以挖掘出很多伦理因素，但从伦理角度来考察文学内容很早就有，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⑥，柏拉图要求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都是着眼于文学内容的伦理效用。如果作者所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新方法的话，这种方法就应该突破传统，不能只从内容方面来对文学进行伦理学批评，否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在重复历史悠久的道德批评，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梁文所认定的聂先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质是道德批评，其根源即在此。在我看来，将文学表现纳入伦理批评，已有比较成功的范例。叙事学中的叙事伦理研究，便是将叙事文学的内容及其表现均纳入伦理考察的范围。亚当·桑查瑞·纽顿在1995年出版的《叙事伦理》中将“叙事伦理”分为三重结构：再现伦理、讲述伦理和解释伦理。再现伦理说的是故事本身的伦理内容，讲述伦理说的是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伦理意味，解释伦理说的是叙事交流过程中读者的伦理反应，并将叙事伦理确认为一种批评理论、方法和关于叙事本质的观念⑦。以此言之，在聂先生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方法提出来之前，叙事学界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叙事伦理研究方法，而且，与聂文侧重关注文学内容不同的是，叙事伦理同时关注叙事内容、叙事形式和叙事交流。 其二，聂文有时候因为过于重视作品中的伦理内容，忽视了作品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例如分析《老人与海》时，认为“圣地亚哥违犯了在自然中形成的伦理法则，不安心于自己陆地世界的生活，做了一个海洋的入侵者……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屠杀者形象”⑧。此可谓一家之言，值得尊重，但《老人与海》成为经典是由于成功刻画了一个海洋入侵者兼无情屠杀者的形象吗？显然不是。圣地亚哥出海捕鱼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他的勇气、机智和坚韧，捕鱼一开始有功利的考虑，到后来，完全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磨炼，捕鱼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冒险的过程。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情节，都显示出圣地亚哥探索精神的可贵，这是当时美国人需要的精神，也是人类需要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老人与海》成为文学经典的真正原因。聂先生说圣地亚哥违犯了自然的伦理法则，其实是从事了他本人所反对的道德批评而不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因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不同还在于前者坚持从艺术虚构的立场评价文学，后者则从现实的和主观的立场批评文学”⑨。聂文说圣地亚哥是个海洋入侵者兼无情屠杀者，难道不是站在当下生态批评的角度？难道不是个人的主观立场吗？ 其三，聂文谈文学经典，但用来作为例证的只是叙事性很强的作品，经典的覆盖面不够广。聂文主要分析了《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老人与海》，认为它们是“最有代表性的样本”⑩。在我看来，将这三部作品作为文学经典的代表性样本，实在牵强。《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是戏剧，《俄狄浦斯王》说的是“杀父娶母”，《哈姆雷特》说的是“为父复仇”，故事本身就是伦理故事，它们充其量只是文学伦理的代表性样本，是文学经典的一种类型；《老人与海》是小说，戏剧和小说的叙事性都很强，其中的人物活动、故事情节与伦理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用戏剧和小说来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自然很方便，但它们不能涵盖文学经典的所有类型。难道抒情诗歌、散文、童话、寓言中就没有经典吗？作为代表性样本，至少各种经典的类型都有一些才有说服力，而聂文将题材相近(男主人公都是贵族、都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纠葛)的两个戏剧都作为文学经典的代表，对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而言，实在有些狭隘了。 其四，聂文谈文学经典，对中国的文学经典却不太关注。在分析文学经典化过程时，完全着眼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只字未提。在涉及文学经典的具体篇目时，聂文除提及有专家建议中学语文课本应该用《止战疏》代替《出师表》外，没有谈到中国其他的文学经典，即使提到了《止战疏》和《出师表》，也是将它们作为一个事件，而不是作为分析的文本对象，何况《止战疏》和《出师表》是政论文，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无论是对于强调“文本形式的物质存在”(11)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是对于文学经典来说，缺少文本分析都是对作品的一种漠视。换言之，在谈文学经典的文章中，压根就没有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说明或分析。和文章中提到的多篇西方文学经典相比较，中国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言说的文学经典，这显然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实际情况。当然，聂先生是外国文学专家，多谈外国文学经典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中国文学经典的阙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许正因意识到这一点，梁文在谈及文学经典形成原因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中国的文学经典如何形成，可以和聂文对照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