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传统艺术史存在的各种弊病，1972年美国《新文学史》杂志围绕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由此引发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新旧艺术史争论。新旧艺术史之争客观上为后来的视觉文化直接衍生于艺术史的转向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外部起点。从既往对视觉文化的提出与发展研究来看，一般是通过批判艺术史研究方法的不足来确立并发展自己的领域。而这种批判的主力军主要源自艺术史领域之外的学者，而非来自艺术史内部的自我革新力量。实际情况是，作为艺术史内部的革新主力军，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一直在思考艺术史的既有问题，只是其运思理路与其他关注艺术史的学者们有着根本性区别。一直以来，“我们缺乏某种可以对隐含视觉意图的对象的视知觉做出相应解释的实践，因而造成了一个缝隙。正因为如此，我们试图用‘方法论’来填补这一空缺”①。在1979年发表的《艺术史的语言》一文中，巴克森德尔更是认为艺术史的问题并非在于“理论不充分”，而是“语言和艺术品的视觉特征相匹配的问题”，以及“人们如何能够或者不能够阐释艺术品的特征与其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②。 由于与用语词描述思想观念的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不同，艺术史是用语词描述形状(图像)，而且语词与图像在文化表征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讨论也就涉及艺术史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以及文化建构和运转路径的选择等问题。巴克森德尔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所彰显出的语言焦虑意识，无疑挑战了自瓦萨里、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写作的“艺格敷词”传统。对传统艺术史家而言，语言描述图像本是基础性工作，是艺术史研究无需考虑的问题，因而艺术史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来指导艺术的知识生产。与其他艺术史家不同，巴克森德尔并不热衷于理论与方法的开拓，而是关注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匹配图像、图像的语言叙事又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为此，我们将巴克森德尔的艺术史研究置于更为宽广的视觉文化领域加以考察，试图廓清巴克森德尔艺术史研究与视觉文化的衍生的内在联系。 一、悖论与调和：语言如何匹配图像? 从文化构建层面来讲，语言与图像的差异性一直隐含于艺术史领域，直到巴克森德尔的艺术史写作这一差异性才得以凸显。正如巴克森德尔指出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反复再现某些社会活动和事件，而忽略其他方面，我们认为，许多至为重要的体验、经历是无法用传统形式转化成文字和数字的，因为它们不会出现在现存的典籍中”③。瓦尔堡学派在艺术领域开启的文化史研究表明了图像的直观性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意识到图像叙事中隐含的这一悖论：文字直接表达思想、观念和意义，而图像表意仍需借助语言的描述。所以，研究艺术史、谈论图像，从现实层面来说，语言如何匹配图像这个最根本的前提是无法绕开的。对巴克森德尔来说，认识到语言与图像的悖论关系，是他的艺术史研究的起点，更是艺术史转向的征兆。 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时，巴克森德尔发现，“由于人文主义者对于绘画、雕刻等的描述是在这种语言限制中进行的，所以语言的语法与修辞学很可能大大地影响或规定了人们对于图画和其他视觉经验的描述、观察和体会”④。在《乔托与修辞学家》中，巴克森德尔把语词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并认为“所有语言都是对经验进行分类的系统，语词将我们的经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⑤。他试图在视觉趣味中确立一种语言结构模式，这个模式表明，“语法和修辞可能本质上影响到我们描述的方式，进而影响图像和其他视觉经验的出现”⑥。例如，在拉丁语中关于“黑色”的词语有“暗黑”和“亮黑”。使用者区别这些词语时，也就学会了区分各种视觉趣味类别。由于语言习惯对视觉认知的限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绘画的观察以及对“构图”观念的阐发，就离不开人文主义者的修辞惯例。通过对绘画领域中皮萨内罗和乔托的绘画以及修辞写作领域中瓜里诺和乔治的写作风格进行比较发现，人文主义者使用圆周句开启了语言实践的范式，并确立了两种不同修辞风格的演化过程，即从分散(dissolutum)到复合(compositum)。而且这种修辞模式变化，也延伸至绘画风格的评论。巴克森德尔认为，“构图”是转化到绘画中的一种精确的隐喻，这是一种源自修辞学的建构模式。如此看来，艾伦·朗戴尔的话是可信的：“采用文学创作的主要风格变化来对应视觉艺术领域中人文主义者所观察到的类似差异，因此，文学的构思与绘画的构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结构同源关系。”⑦朗戴尔所说的这种“结构同源性”，实际上揭示了艺术史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即艺术史研究的语言中心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 尽管巴克森德尔在《乔托与修辞学家》中的研究思路体现了“语言学转向”，但同时他也用审慎的眼光看待“语言学转向”，并适时地道出了自己的忧虑。深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乔托与修辞学家》中对构图观念、艺术的分类以及艺术作品与艺术批评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阐发，构成了一系列对语言本质的反思。例如关于阿尔贝蒂“构图”的观念，巴克森德尔认为，“构图”这个观念被巧妙运用倒是能发挥它的作用，但若从这种修辞的观点来解释绘画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性⑧。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对视觉经验的简单化处理：“从试图将经验简单化并安排到易控制领域的意义上讲，并非只是人文主义拉丁语，任何语言都是反对经验的一种阴谋。”⑨语言对经验分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排除了意义的丰富性。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用语词来说出我们感觉到的却又是“一团迷雾”的“事实”时，也只是一个完全暂时性的说法而已。因为根据我们的逻辑惯例，“我们习惯上更容易命名我们能应对的事，而非我们不能应对的事。通常为了在一些活动或经验领域中操练语言，无论动因如何地诡异，我们都将会利用某个隐含着语词、语法和对语言分类的结构来与之叠交”⑩。换言之，我们通过名命的方式，来领会“意义”，把握“事实”，这一过程依赖语言或类似语言的结构模式。但是，当语言描述复杂的视觉经验时，语言把握到的这个视觉“事实”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个视觉“事实”又多大程度上涵盖了图像的本质?巴克森德尔几乎与德里达一样，敏锐地察觉到语言无法抵达事物本身，也看到了语言与图像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