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性最早的诊断，来自于波德莱尔在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直接讨论《现代性》一节中所指出的二元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古代留下来的大部分美丽的肖像都穿着当时的衣服，他们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服装、发型、举止、目光和微笑构成了全部生命力的整体。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就要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① 那么，现代性就意味着有限与无限的联系，但这个连接不可能直接进行，如同荷尔德林所言，只有“严格的间接性”②。可是现代性审美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连接起二者，反而是一直在不断撕裂二者之间的裂隙。因为连接的中断，现代性悲剧的停顿(“caesura”：荷尔德林式的现代性灾变诊断③)不断扩展，现代性不断处于灾变(catastrophe)之中，“灾变的现代性”反而成为常态。无常短暂变化与永恒无限性的双重性及其内在联系的断裂，现代性的这个困厄其实有着自身的根源，因为西方的现代性在启蒙之后，消解了西方之前的那些起着中介连接作用的主体们：从古希腊的哲人、中世纪的圣人或圣徒，到近代的君主或主权者，这一系列中介经过康德启蒙理性的批判，导致有限与无限断裂在荷尔德林对悲剧停顿的思考中变得尖锐起来。随着尼采更为彻底地宣称“上帝之死”，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彻底断裂，中介的打断也造成一个中空的虚空地带，虚无的深渊至此洞开，而且这个中空不允许被任何的中介来填补了。 启蒙的后果在于，我们每一个现代性的个体有着如此的双重性：一方面，传统那些神圣的中介已经下降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但仅仅作为神圣的哀悼与追忆的痕迹，是对丧失的追怀，不再成为唯一的中介，或者如同尼采所言，上帝的裹尸布或阴影还会笼罩我们一千年；另一方面，那个退场与逃逸的或死亡的神成为虚空的，神的坟墓早就空了，何时重来也不再确定了，那个神圣的位置保持着空无的敞开，这并非简单的虚无主义，而是因为不再有神的唯一名字，不再有神可以填满那个虚空，有着等待与召唤，但不知道等待谁，保持虚空的敞开——让虚空保持敞开，这个“敞开的敞开性”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信仰——信仰一个空无的神，这是“非神”的神圣性，是神性的回撤或无余状态(犹太教的“zimzum”)。 在如此中介之中空的背景下，西方“被打断的现代性”的文化与艺术陷入双重的虚无之中：一方面，个体的有限性与必死性、孤独感与唯一性，让个体陷入死亡的虚无经验之中，随着无意识的唤醒，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不断消解形体的作品上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神圣位置的空缺，让“不可表现”或“不可见”也成为虚无的深渊，这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尤其是罗斯科和纽曼这些犹太画家作品上表现为走向黑色绘画，导致绘画面临终结的危险。 随着中介的打断与丧失，现代性就是一种中介已经“被打断的现代性”境况，因而现代性审美的困境就在于如何面对这个二重性：有限与无限的双重性有待于重新连接，但这个连接的中介在现代性中却又是缺乏的。在波德莱尔的19世纪，现代性还有待寻求，但对于21世纪的我们，现代性似乎无处不在，问题却变得更为严峻了：如何在流行或时尚设计的日常生活中，在网络图像翻滚的技术虚拟中，提取出富有诗意的东西?如何从无常或过渡中再次抽出永恒性?这反而变得更为困难：对于那些轻易放弃永恒追求而沉迷于时尚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单维度的虚无主义者”；对于那些沉迷于过去年代宗教归属的人，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称之为“新的独断论”。现代性的品质是承受有限与无限之间联系的断裂，对这个断裂的忍耐反而成为现代性的根本品质，如何生活在无常、变化与短暂之中，还能够获得巨大的快乐? 如何连接这个二元性?我们还得回到启蒙的开始，即回到康德的三大批判那里，在《纯粹理性批判》对有限性认知的划分与《实践理性批判》对无限自由意志的自律之间，试图寻找一个本体与现象之间的连接点，于是出现了《判断力批判》，但判断力批判其实有着两个连接点：一个是优美与崇高的审美判断力；另一个则与自然目的论相关。但现代性的发展却主要以崇高的审美、政治意识形态的牺牲献祭为主，走向了灾变的现代性。 那么，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判断力批判》中的自然目的论，寻找另一种连接方式?是否可以以自然为中介，来连接这个有限与无限?这就有必要在后现代重新发现自然性。这也是再次回到哲学的思考中，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对自然的超越：“meta-phusis”)，而是从自然本身出发，让自然穿透人类历史，重建器物—身体—自然这三重世界的共感。但西方的现代性还是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性，这是因为：从希腊古典时代开始，自然作为欲望仅仅从属于理性(logos)与法则(nomos)，并且有待于被制度规训；到中世纪，自然仅仅作为被造之物而具有低级的存在，有待于在恩典中提升；到了近代，自然只有被数学模式所规定，成为实验操作的对象，才具有现实性。西方对自然性的发现从荷尔德林与尼采才开始，一个混沌与神圣的自然④、“非人”与“非神”的自然性才出现在人类面前，得以显现自身的存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