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经典的属性，尤其是其跨地域、跨族群以及代代相传的属性，不能不涉及经典是否具有权威性的问题。国内几部有影响的词典在解释经典时，都把经典定义为权威性的著作。《辞海》解释“经典”：“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①《汉语大辞典》“经典”词条：“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②《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经典”的词条说：“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③如何看待经典的权威性是研究经典必须面对的问题。 按照现代诠释学的理解，权威虽然不是衡量经典的唯一标准，却是经典之所以传世、并且受到历代读者重视的原因之一。所以研究经典，就不能不承认相当一部分经典具有权威性，不能不探讨经典的权威性问题。 究竟什么是权威，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权威主要关系到权力与服从。恩格斯关于权威有过一段论述经常被引用：“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④他还说过：“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⑤“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⑥。恩格斯的这几段话，讲了两个问题：权威对于社会组织的必要性；权威的两方面属性：一种权力的确立和另一种权力的放弃，即服从。一般认为，权威是指社会对于权力的服从，应该就是从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而来。美国学者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的《权威与社会改变的对抗》一章中，亦讨论过权威与自由的问题。杜威认为：“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借此而获得方向与支持；而个人自由即代表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⑦而杜威所说的“社会组织”，即此章开篇所说的“教会和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经济生活和内政生活的标准与理想方面”⑧。由此可见，杜威所说的权威，就是政治制度和其意识形态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当然，杜威为了解决这种权威与自由的对抗，寻找到“自由与权威统一的可用模型”，他又提出了“科学的权威”这一概念。科学的权威，是一种集体的权威，它的核心内涵是“在科学方法的成长与应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理智”⑨，“是从比较有合作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并以它为根据”⑩。这样，权威就由权力演变为一种集体的理智，或曰“合作理智”。它是人们的一种“共识”和“信仰的统一”。由此权威也由对外在权力的服从变成了对内在共识的自觉遵守。杜威的这一理论，应该引起我们高度注意。把权威理解为集体的共同理智和共识，对于解释精神产品的权威性，是比较适用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的论述，亦强调权威之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和支配都应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利之上，权威能够带来秩序，消除混乱。就这一点而言，韦伯对权威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与恩格斯的认识比较近似。不过韦伯在必要性之上，又讨论了权威的合法化依据。诚如R.马丁所言：“权威概念中，根本的要素是‘合法性’(legitimacy)。‘无论权威如何定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将它同合法联系在一起。权威据说是预期和博得服从的权利’(A.福克斯)。因此帕森斯将权威界说为一种‘包括在社会系统中控制他人行为的合法化了的权利(和或义务)’在内的优越性(帕森斯)。合法化不必延伸到整体关系，但必须延伸到它的某些方面，无论这些是否已被明确指定，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11)韦伯把权威的形式分为三种：依赖于传统或习俗的传统权威，领导者以其使命和愿景形成其权力基础的魅力权威，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的理性法定权威。韦伯对于权威的论述，主要确立了权威的三种合法化依据：法理依据、传统依据和感召力依据，即权威依据法理、传统和感召力而合法化。而这三种合法化依据，明确了一方对于权力的放弃和对另一方权力的服从，乃是建立在自愿或契约基础之上的，因此，权威不仅有被迫的权力服从，也有非被迫的传统习俗服从、魅力服从和理性服从。而经典的权威即与此有关。 在关于权威的理论中，伽达默尔从诠释学角度对权威本质的论述，对于本文讨论经典的权威性问题，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启蒙运动的普遍倾向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传统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来审视，依赖于理性而赋予其可信性，因此而排斥前见。但是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却对启蒙运动出于批判目的而提出的前见学说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12)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对前见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前见，所以他提出要为权威和传统正名。根据启蒙运动赋予理性和自由概念的意义，权威概念是可以被视为与理性和自由概念相对立的盲从的。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这不是权威的本质，他试图纠正权威就是服从及反理性的认识，并把权威从社会组织扩展到精神产品，引进启蒙运动所批评的前见，提出了判断优先性和承认、认可的观点：“权威性并不是一种要求盲目听从，禁止思考的权力优势。权威性真正的本质毋宁在于：它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优势，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可以是一种理性本身的要求，它乃是另外一种优势，以克服自己判断的观点作为前提。听从权威性就意味着领会到，他者——以及从传承物和历史中发出的其他声音——可能比自己看得更好。”(13)“的确，权威首先是人才有权威。但是，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与此相关联的是，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而是要我们去争取和必须去争取的，如果我们想要求权威的话。权威依赖于承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权威的这种正确被理解的意义与盲目的服从命令毫无关联。而且权威根本就与服从毫无关系，而是与认可有关系”(14)。伽达默尔关于权威的定义，重新确定了权威的合法性，权威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合法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判断的优先性之上。权威的本质不是服从，而是承认和认可。而这种认可和承认，又是建立在理性判断之上的，依赖于理性本身的行动。这种理论与杜威之说颇为接近。 我们首先讨论经典的权威性是否来自经典所具有的真理性。 在欧洲，最早的经典都与基督教神学著作有关，并且普遍认为“《圣经》是真理的律法”(15)，因此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启蒙主义因为权威与理性的对立而反对权威；后现代又出于反理性，明确否定权威。二者反对权威，其实质都在于一般认为权威代表的是真理。在启蒙主义看来，真理亦需要经过理性的检验才能确立它的可信性。而人们恰恰认为权威代表了真理，在其面前失去理性的判断，陷入盲目的服从甚至崇拜。而后现代则认为，启蒙运动因为强调理性唯一，使启蒙理性变成了极权，“它消灭了所有与其竞争的思维模式，使得它才享有宣称真理与正确性之特权”(16)。在此情况下，失去控制的理性为精英统治的权力和权威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此社会理性转变成非理性，启蒙转变成欺骗，自由和进步模式转变成统治和倒退。由此可见，如何对待真理成为是否肯定权威的关键。经典是否具有权威性，也与这种判断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