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急剧转型的教育现代化运动，不仅是人类社会迄今依然尚未完结的最为深刻的教育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更是以型构现代国家集体生活秩序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政治道德乃至社会政治道德革命。自秦汉开始，一直到现代化运动正式发生的晚清时期，维护传统中国国家大规模、天下大一统社会集体生活秩序的君主专制—士人政治道德体系，包括建立在“政教合一”体制基础上的传统中国教育政治道德体系，始终是在“天人合一”世界观宰制下，以天命皇权的神圣性为内核而建构起来的。但从北宋中叶开始，立足于政治功利主义的早期“经世派”士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即以肯定和张扬世俗化的人的理性为目的，批判和质疑天命皇权的神圣性，至同、光“新学”[1]先驱龚自珍、魏源，更明确提出“以心力抗天命”[2]甚至“人定胜天”[3]思想。这一以个人理性对抗绝对主义天命的观念，不仅彻底逆转了天与人、天命与天道、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伦理关系，摧毁了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道德根基，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政治的道德基石，使得“抗天命，养心力”而非“顺天命，明人伦”乃至“穷天理，灭人欲”，成为同、光以后规范新式学校教育体制选择，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建构的政治道德内核。 受“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所吸引”[4]，旨在“养心力”，即培养具有“经世致用”理性能力和行动才干的专业技术人才，修补、弥合以培养德性政治能力和才干为目的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体制性缺陷，迅速崛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处理鸦片战争善后“洋务”事宜的同、光新型士人官僚政治集团，通过对建立在部族政治基础上的独裁化君主专制权力的分化与重组、高度中央集权化政治职能的转移与重新界定，举办专门化新式学校，开展专业化新式学校教育，拉开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序幕。如萧公权先生所论，“当时同情于维新者多承认西洋之物质文明乃富强之由，而不知其政教制度又为物质文明之基础”，因而将“鉴诸国”以“致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5]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政治道德基础的重新构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尽管“君主立宪派”早期思想家“多半直接参与过洋务运动”[6]，但他们很快便认识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实则被迅速演化成了一些个人融入既有政权体制，谋求个人权力和利益的终南捷径，“求其实效，仅得二三”[7]。梁启超曾就此总结说： “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业学堂、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8] 针对这种改不改没什么差别的局面，“君主立宪派”思想家逐渐认识到，西学的优势绝非仅体现于军事器物的外表，其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有形与无形因素。对“洋务运动”发挥过重要推动作用的郭嵩焘，以其作为中国第一位被派驻欧洲全权公使的政治识见敏锐地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9]。在“君主立宪派”早期思想家看来，“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义为基，而不先尚诈力；教化德泽为本，而不专讲富强”[10]。因而，以传统中国“大同”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尤其主导这一政治理想的平等主义政治价值——“平等精神”、保守主义文化心理——“好古心”[11]为根本政治立场，对“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进行“改弦易辙”[12]，使国家在“育才于学堂”的基础上“议政于议院”，从而以世俗化的人的理性为维护社会集体生活的道德内核，替代以神圣化的天命皇权为维护社会集体生活的道德内核，重新型构教育政治道德体系乃至社会政治道德体系，以实现“君民共治”，实际上是“君主立宪派”思想家“托古以改制”的基本思想逻辑。 二、自然人性论的型构 对人和人性的基本假设，是一切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社会治理哲学的根本逻辑起点。以平等主义为根本价值诉求，受以“好古心”为基本表象，尊重过去之一切事物，追溯既往之文明，崇拜古之圣贤等社会政治文化心理所主导和制约，以现实和虚拟的方式，于政治领域找寻与传统相衔接的对应物，是保守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本质。以先秦周孔儒学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乌托邦式“大同”社会政治理想为根本政治图式，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思想家、改革家们，在全面解构旨在“穷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育政治道德体系的同时，以“仁爱”为根本立足点，将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道德基本结构主体的“君臣子民”关系，还原为天赋权利平等的个人，杂糅西方近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将顺乎自然人性，满足人的基本欲求，视为人类社会一切集体生活的政治道德基础和中国现代教育体制选择、教育体系构建的政治道德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