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研究的文化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亚群(1961- ),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考试理论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教育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从文化视角研究教育史,具有视域广、透视深、视角新、多维度等特点与优势,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空间,揭示教育历史演变的真谛,更好地发挥其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为此,需要全面理解教育史的学科属性及文化内涵,深入探析文化学理论,综合运用田野研究、叙事研究、具象研究和传记研究等文化学方法,扩大研究路径,促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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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1-0015-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1.003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内学术研究转型,文化学研究开始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文化的概念,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逐渐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吸收和借鉴。这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向,值得深入探究。从文化的视角,探析教育史的本质、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领域,丰富和深化教育史学的内涵;有利于扩大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史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史学的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

      一、教育史本质上是文化史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受模式化的教育理论、空乏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限制,一些教育史研究往往给人留下机械、浮浅、枯燥的印象,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其实,正如人类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历史上的教育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既具有故事性,亦充满生活气息与文化魅力。作为以“文”“化”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个体与社会传承、传播、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和不竭的源泉。既往的教育活动,无论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还是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与文化演进密切相连。作为人类行为的密码和“时代的肖像”,文化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客观的连绵不断的教育史,本质上就是文化演进的历史。

      首先,从内涵来看,教育史具有文化的属性,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史是已经发生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表现形态,具有复杂的特性。有的论者以中国教育史为例,将其分为客观的教育史、记录的教育史、教育史学科和教育史学,并阐释四者的相互关系[1](P5-6)。就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文化载体、研究主体及育人功能而论,它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2]。

      有关“文化史”的定义,从1897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斯特首先提出问题,到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出版相关专著,学术界众说纷纭。彼得·伯克指出,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关注符号(the 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以过去为内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同其他活动一样,也要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他主张,“把文化史看作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例证,这一传统持续发生转变、不断适应新环境。”[3](P3-4)从教育的视角考察,这种持续“转变”、不断“适应”的“传统”就是教育史。它以语言、文字和图画、实物、习俗等文化媒介,借由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活动,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变革。

      其次,从教育媒介来看,教育史是以文字和非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史。

      综观人类教育演进历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起源早于学校教育。前二者一开始是以语言、行为等非文字媒介进行教育活动,而后者的诞生,则以文字的发明与应用为前提。只有使用文字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并形成一定的文献,才能产生学校这一制度化的教育机构。此后,学校在人类教育史上的作用日趋重要,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

      研究表明,公元前3400年至前3200年间,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形成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为代表的复杂的书写体系[4](P9)。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诞生了学校。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3年—前1786年)已有组织良好的学校。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在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立拼音文字,这成为西方字母文字——希伯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以及希腊文等欧洲文字的始祖。“希腊的教育、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以及东方国家的教育,都是利用这些文字为重要工具而进行培养新生一代的工作的。溯本探源,这些史实显然与古代埃及的文化,特别是文字有关,证明古代埃及曾居于世界教育史的先锋地位”[5](P70-71)。

      在古代中国,学校教育也是产生于文字发明、发展之后。中国文字的源头可溯至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4500年左右)时期的彩陶刻画符号;至殷商时期,已形成相当进步的文字体系。先秦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就有“校”、“序”、“庠”、“学”等名称,表明学校的产生。近代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献中,留下有关殷商学校和教育的记载,“涉及学校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活动、教育仪式等众多方面。尤其是‘学’与‘教’两个字的多种书写样式,如同化石一般,记录了‘教育’内涵的演变”[1](P10)。台湾学者高明士考察殷周之际“学”字的演变及“学校”一词泛称的出现,指出:“由文字的使用,论述‘学’到‘学校’”的成立过程,经历殷周至两汉,堪谓漫长。”[6](P75)

      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在哈拉巴文化(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时期,就创造了象形文字符号,其后中断。公元前20世纪至前10世纪,由西亚迁徙印度河上游流域的雅利安部落,创造了以古典梵文书写的《吠陀经》。其后,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4世纪,产生传授婆罗门教义的早期学校。印度学校起源虽晚,但在传承、传播古代文化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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