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1-0089-09 平等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也是一种颇具争议性的理论，正如R.H.托尼(R.H.Tawney)曾言：“显而易见的是，‘平等’一词拥有不止一种含义，人们围绕这个词所产生的种种纷争至少部分上是因为大家对其持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它既可以是对事实的一种陈述，又可以表达一种伦理判断。”[1](P4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下，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换为“平等”，这也使得平等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以至于当今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诉求平等或者至少没有公开反对平等，否则其就是缺乏吸引力的。易言之，任何一种能获得人们普遍认可的政治理论，必须分享着平等主义的共识，只有这样，它才能拥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同时，在罗尔斯的平等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各种平等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以罗尔斯的平等观为坐标，通过对其的批判、修正或拓展而建构了各自的平等理论，譬如，以G.A.柯亨和约翰·罗默等人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平等观的形成就是如此，以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金和阿玛蒂亚·森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观的形成亦是如此，致使当代平等理论呈现出一种诸神纷争的格局，那么，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主要有哪些分析路径？这些分析路径之间的内部争论及其困境何在？在这些平等理论的分析路径激烈纷争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共识？这些将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及其缺陷 作为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的代表性理论，福利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以人的“福利”为关注焦点，主张每个人在一生中所拥有的福利、效用与幸福等的数量应当是一样的。不同的福利平等之间的歧见主要在于如何理解福利和如何实现福利水平的平等化，因为福利既可以被理解为人的偏好的满足、幸福，又可以被理解为人的诸如痛苦和快乐等某些主观的生活感受。对福利平等来说，福利是人们良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们缺乏这种东西，那么将难以过上一种良善生活。 福利平等面临着很多批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进路的批判。福利平等非常关注人的偏好，其中嗜好是人的偏好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类较为繁多，它既包括“昂贵的嗜好”(如喜欢喝香槟)，又包括“冒犯性的嗜好”(如歧视女性)。满足昂贵嗜好所需的代价往往大于满足非昂贵嗜好所需的代价，同时冒犯性嗜好与其他嗜好并不拥有同样的道德价值。然而，福利平等并没有根据嗜好的来源和性质区分嗜好，认为应该满足所有嗜好，在罗尔斯看来，这是不合适的，比如他明确反对补偿拥有昂贵嗜好的人。[2](P369-370)德沃金认为无论是主观的福利平等，抑或客观的福利平等，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平等理论，补偿昂贵嗜好有违道德直觉。然而，倘若不补偿昂贵嗜好，又会阻碍人们去尝试新的嗜好。[3](P55)因此，福利平等必须补偿昂贵嗜好，这样的话，福利平等将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在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进路看来，福利平等并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平等理论。然而，有些政治哲学家虽不否认福利平等存在某些困境，但是并不主张完全抛弃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而是对其进行修正，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J.Arneson)就持有这种观点。阿内逊回应了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的批判，认为德沃金也许成功地反驳了主观主义的福利观，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地反驳客观主义的福利观。[4](P497-524)在阿内逊看来，虽然福利平等有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方，但是这只是意味着不应该坚持福利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应当以福利作为衡量人们境况优劣的标准。阿内逊为此建构了“福利机遇的平等”(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认为“福利”是指人的偏好的满足，其中的偏好是一种自利的、假设性的和合理的偏好。“福利机遇”是指如果一个人追求某种东西，那么他将获得这种东西的机会。阿内逊用决策树来描述个人所拥有的福利机遇，[5](P85)即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系列内容不同的选项，然后将每个可能的生活历史的偏好满足期望进行加总，这样就把每个人在决策点遇到的特定范围的选项所考虑的那些偏好都纳入了考虑之列。当所有人都面临有效等价的选项排列时，福利机遇就是平等的。 作为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的最新发展，福利机遇的平等能从根本上挽救这种分析路径吗？实际上，阿内逊的努力是值得商榷的。其一，福利机遇的平等并没有摆脱福利平等在对“福利”的界定上所存在的困境，阿内逊对合理偏好的界定存在模糊性。虽然阿内逊认为其所谓的偏好是一种合理的偏好，但是偏好合理与否，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与人们在偏好形成的过程中所处的背景和条件紧密相关。阿内逊起初在探讨何种偏好是合理的偏好时，仅仅要求偏好适应外部环境，这就会面临“适应性的偏好”的问题，人们会放弃自己长期以来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一些偏好的形成深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既然对某些环境因素无能为力，就很有可能调整自己的偏好以使其适应环境。 其二，在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中，阿内逊所认为的福利是唯一具有根本价值的东西这一观点与价值多元论背道而驰。人们追求的价值是多样化的，比如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安全和秩序等，很难有一个能获得普遍共识的标准去评判各种价值的优劣及其重要性，也就是说，各种价值之间的纷争和冲突不断，既无法进行通约，也难以进行排序，福利并不像阿内逊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具有根本价值的东西。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阿内逊必然要推翻价值多元论，转而拥抱价值一元论，这无疑面临着很强的证成压力。对阿内逊来说，人们对福利主义的批判往往侧重于其主观主义方面，为了回应人们的反驳，他对“福利”采取了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虽然这种回应有某些吸引力——因为食物、足够的居住空间和身心健康等对人们过一种良善生活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譬如，什么东西对人们过一种善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爱情可能对某些人过一种良善生活来说必不可少，但是对一些喜欢单身的人来说就未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