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4)06-0091-05 以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为杰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学派有着研究的类同主旨和追求，这就是许多学者所概括的：关注科技、传媒对人类文化、人类感知的复杂影响。旨在研究文化、科技、媒介之间的互动互生关系及其文化后果。“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此外，它“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1]3 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范式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媒介生态学日益为中国学界熟悉，随着麦克卢汉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威望日隆，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纷纷被译介为中文出版，不少译者将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研究翻译成媒介环境学，其后继者建立的媒介生态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也被国内不少学者译为媒介环境学会。 这里面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翻译、名称译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和理解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是否遵循着生态学范式的根本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介生态学绝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一种概念运用词不达意导致的歧义和误会。也不像一些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比附性的隐喻。而且，所谓的媒介生态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思想观点频现差异，多有龃龉，不同代系、学派、学者间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媒介生态学家的媒介生态观略作梳理，以凸显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麦克卢汉毫无疑问是媒介生态学的灵魂，他的研究为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大厦奠定了基石。但是媒介生态学并非空穴来风，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学科范式在媒介技术领域发挥影响非一日之寒。这种技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的思路在麦克卢汉之前早有萌蘖。 20世纪50年代以前，格迪斯(Patrick Geddes)、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的著述已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先声。格迪斯、芒福德等人作为媒介生态学派的先驱各自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果说他们的后继者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感知的影响时许多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思想也时有游移，那么，作为媒介生态学先驱的格迪斯、芒福德其理论的生态学取向和思路却是异常鲜明、异常坚定的。帕特里克·格迪斯已经开始自觉地将长期以来在生物学领域盛行的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他的城市规划研究中，把城市视为有机体而不仅仅是冰冷的建筑材料堆砌成的物态化的存在。“人类生态学”在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理论大厦中举足轻重，历来引人注目。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思想在芒福德早期作品中也不断闪现，这直接影响芒福德形成了他的有机技术观。从生态学视角审视技术文化构成了芒福德研究的主旋律。 芒福德不仅以其对容器文化与武器文化的区分，对王者机器的入木三分的批判，技术生态论的热切展望著称于世，以其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技术哲学思想为媒介生态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他提出的许多命题启发了麦克卢汉，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堪称是媒介生态学派的灵魂。芒福德早在1930年就在论文《机器之戏》(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中初步提出了后来的技术文化观，他提到对机器不仅要考虑其实际的根源，还要关注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已经看到了机器涉及人的价值观。被克里斯汀·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Nystrom)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学初探：研究人类传播系统的一体化概念范式》推崇为媒介生态学奠基之作的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更显示出了明确的技术生态学旨趣[1]51。《技术与文明》不是仅仅着眼于科学发明轶事，它“着重观察每一次科学技术发生重大突破当中所涉及的文化资源和道德后果。他把科学和技术稳固地放在他所谓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这个框架当中，来予以考察”[2]390。芒福德认为人性问题与技术问题不可分割，他始终追求技术的人性化，担忧机械技术反客为主，奴役人类。其有机技术观堪称其技术生态论的灵魂。芒福德一生把技术——城市——文化——生态——人联结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芒福德长期致力于城市研究、技术文化研究，他关注的是人生存的居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生态状况，他研究的核心始终围绕人性的舒展和畸变展开。芒福德高度重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双重影响，他指出：“当初原始人类，通过创造工具和武器，目的是为了掌握主动权，能够控制各种自然力量。而如今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不仅仅控制了自然，而且还让人类远远脱离了自身生存的有机环境。”[2]396但是芒福德并不像老子、阿多诺那样认为技术、机巧具有“原罪”，相反他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2]404，技术在今后也应当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只有当功率、运动和规则性和人性化的生存条件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任何我们能够展望的机械化秩序都必须是更广义的生命秩序的一部分”[3]。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皮货贸易等大宗贸易研究为主，后期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但是二者显然不是割裂的、对立的，后期研究既是前期研究的转型，也是前期研究的延展。前期研究为后期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前期研究中已经显露出了对后来的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取向。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跨学科视野思路、通才型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也是格迪斯、芒福德的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