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社会正义理想——德治、仁政与“义立而王”是儒家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与之相应，儒家热衷于探索教育建构的正义原则和价值重心。儒家创始人孔子极力主张“有教无类”，后儒更进一步构建了多维、动态的社会教化网络，尊重国人的天然受教育权；儒家追求“贤人”政治，并落实于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彰显每位个体所拥有的基本平等的参政权；注重“义利之辨”，凸显“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核心价值原则及其导向，不断传承彰显其悠远的道统文脉精神、深厚的个人品性素养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2000多年的儒家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潜藏着许多深刻的东方教育智慧，需要我们站在全球化的时代高度上进行科学的理性审视和细致的意义挖掘。 一、德治、仁政与“义立而王”：儒家教育的社会根基 儒家教育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其崇高的社会正义理想。作为儒家教育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向往理想化的鼎盛时期的西周社会，它是经过孔子内心“损益”、充满正义气息的德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自己即是道德的楷模和正义的化身。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在他看来，统治者自己能够做出道德的表率，老百姓自然如“草上之风，必偃。”[2]孔子深信，一般的行政法治可以使百姓不敢为非作歹，只有朴实的道德教化才能让其心悦诚服地归服正道。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这样的社会固然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社会，但它充满了温暖的仁爱精神。孔子甚至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4]概言之，孔子推崇清正廉洁的为官形象，注重德治教化，倡导“仁者，爱人”，努力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的社会治境。 与孔子的“德治”理想契合，孟子进一步突出民为邦本的“仁政”思想。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6]在他看来，为政者不只是要在道德上做出榜样，更要体贴关爱老百姓的经济恒产和日用生活；在此基础上，结合孝悌仁爱的教化，方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7]难看出，“德治”、“仁政”说走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与“以力服人”的霸道路线迥然异趣。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8] 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因素，但他并没有改变其儒家立场。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9]在他看来，“礼”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10]他深知人高于一般动物之处，在于“人能群”；而“人何以能群？曰分。”[11]所谓“分”，就是贵贱、长幼、智愚之差别。他强调，先王正是根据这些现实的差别，“制礼义以分之……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12]从而使每个人的欲求都能得到合乎名分的满足。荀子十分自豪地把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其所得，当作社会和谐建构的必经之路——“义以分则和”，并进而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13] 很显然，荀子并没有背离孔孟“以德服人”的王道路向，而是在继承孔孟“德治”、“仁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礼义”之重，彰显“义立而王”的社会正义准则。他举证说：“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14]正是借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变革的深切透视，荀子十分坚决地否定了功利权谋导向，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治国良策，从而为儒家教育的理性建构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 二、儒家教育建构的正义原则与价值重心 与其崇高的社会正义理想一致，儒家主张“有教无类”，构建了多维、动态的社会教化网络，尊重国人的天然受教育权。众所周知，正义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5]生活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末期，孔子终身都在谋划其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这一“正义社会”当然不是世代相沿的“世袭制社会”，而是“贤才”是举的仁爱型社会。为此，孔子极力主张私人办学，扩大受教育对象，打破国别、贫富、贵贱、年龄、资质等种类差别，意在从最广大的民间社会吸纳人才，为平民子弟的自由参政开辟道路。 事实证明，孔子所创办的当时最大私学是成功的，其“门人何其杂”的客观事实以及“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16]的办学成效，都生动地反映了其办学理念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事实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建构的深远意义还不仅仅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一条向上发展的通道，打破了世袭的固定身份区隔；更重要的是先秦儒家创设了一套普世的道德教化学说，经过后代儒者的不断完善，构建了一系列多维、动态的社会教化网络，即使无法进入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道德知识教育，也能从非正规的教育组织形式——诸如家规族法、民俗乡约、传统说书、民间曲艺等途径中习得儒家教化的价值理念和为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受教育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