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4)04-0051-05 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决定着叙事文本的伦理判断与价值追求，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声明“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1]22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必然体现出一定的道德伦理因素，展示出其内心深处的道德伦理观，“因为即使最高度戏剧化的叙述者所作的叙述动作，本身就是作者在一个人物延长了的‘内心观察’中的呈现。”[2]20而这种叙述是否可靠，关键要看叙述者能否反映出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即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伦理态度是否一致。这意味着，叙述可靠性主要指叙述者的可靠性。在古典小说中，绝大部分作品的叙述者是可以反映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通常称之为可靠叙述，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可靠叙述。如何判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否一致，又需要依赖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现实感受。 一、可靠叙述的伦理专断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首次提出了叙述可靠性的问题。他指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人物、读者都存在着复杂的“距离”关系(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身体的)，其中叙述者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读者的判断来说具有决定性地位，于是布斯引入了叙事可靠性来描述叙述者的这种“距离”：“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2]178叙事可靠性问题一方面连接了隐含作者(它以隐含作者的伦理价值观念为标准)，一方面又与读者的叙事接受密切相关，所谓的“可靠”、“不可靠”、“可信”、“不可信”都是读者通过阅读主动建构的。叙事的可靠性与否对于分析叙述者形象，进而探索隐含作者伦理取位，把握文本的叙事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叙述者声音与隐含作者声音一致时我们称之为可靠叙述，里蒙-凯南指出：“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3]180。在异故事叙事中(叙述者与故事无关)，叙述者以全知视角讲述一个故事或对人物话语和情节作客观的展示，这时叙事一般是可靠的，全知叙事的叙述者往往站在一种客观公正，且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所接受的伦理位置，以其权威性驱除读者的怀疑，成为客观公正的化身。这种可靠叙事在深受历史叙事影响的中国古典叙事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正如赵毅衡所言：“在大部分中国传统小说中，叙述相当可靠，非人格化的半显半露‘说书的’叙述者所表达的价值观，与隐指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二者没有什么区别。”[4]77如历史小说一般以可靠叙事维持叙述者的权威，叙述者是以业余史官和一般伦理道德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试图达到垂鉴、劝诫的目的。 可靠叙事本身也有缺陷：“叙述者要想自己的叙述可靠，就应该尽量获得读者的认同和支持。这一目标可以用道德判断控制全部叙述来加以实现。叙述由道德判断加以控制，容易使人物带上太多的道德色彩，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从而使人物脸谱化。”[5]67古代小说之所以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与作者对可靠叙事的过分依赖相关，可靠叙事下叙述者一般不离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说教以及为说教服务的人物形象(如高大全般的儒家伦理英雄形象)大量充斥在古典叙事作品之中，这使得隐含作者无法跳出一般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伦理规范，创作出具有伦理深度的作品。 可靠叙述使读者对古典小说所叙述的一切深信不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价值观念、伦理判断都获得读者的认可。就文本中的伦理表现而言，可靠叙事形成了古典小说中的伦理专断。古典小说的可靠叙述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叙述者完全认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 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说：“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6]436这可以说是古典小说作者共同的追求。小说的叙述者也本着“劝善惩恶”的宗旨来叙述故事。不妨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历史演义小说旨在宣扬史书大义，“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削馋人”(《梼杌闲评》总论)[7]1，起到劝化人心、裨补世道的作用。所谓大义，实际上主要指儒家的政治伦理及家庭伦理，正统观念，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德目等等。这些由先秦儒家开始的伦理理想，自西汉以降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自觉追求，并逐渐固定为封建时代维系统治的意识形态。历史小说的可靠叙事无疑强化了这种伦理决定论。完全在作者控制下的叙述者出于维系传统伦理规范，使愚夫愚妇明了圣人大义的启蒙意识，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证明“大义”崇高的合理性，这样不同伦理力量的对抗冲突和儒家伦理的最终胜利就成了历史小说的固定模式，小说对情节的编排、人物的塑造无不为阐发“大义”服务，历史人物成为面目单一的伦理实体，道德律成为可以解释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深入整个历史事件的全部角落，甚至人物的内心深处，这为其叙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叙述者或隐或显的介入实际上是一种极富修辞意味的劝说行为，使其成为伦理正确性的代言人，令读者主动认同其伦理判断而无从选择，历史小说的这种叙述形式，与其名为劝说，毋宁说是专断。 《残唐五代演义》主要意图在于传达唐末天子失德、战争频仍、民风日下而导致的王权朝不保夕。这一思想同史官编史的宗旨相一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其开篇即表示对“三家分晋”的态度：“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8]3，强调“何谓礼，纪纲是也”[8]1。反观《残唐五代演义》，第一回开篇诗云：“德衰征伐尚，风漓治乱循。”[9]198“德”指君主之德，“风”指世俗民风，王德衰而争战频，风浇薄而国不保。叙述者同样是以“坏礼国乱”的感叹，表达对儒家传统伦理的呼唤。《残唐五代演义》共六十回，在叙述五代历史之前，用了三十四回的篇幅描写黄巢起义、李克用保唐、田令孜弄权等唐末风云际会的历史场面，直至第三十五回才写到朱温逼昭宗禅位建立后梁。对于李唐王朝的衰落，叙述者首先以“天数”释之，第三回则云：“世之盛衰，国之兴废，皆有定数。太平时节，国有英雄扶社稷；离乱之时，天生奸佞乱乾坤。”[9]199将纷繁复杂的王朝衰落归结为伦理道德上的失范。诚如有学者所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是以“‘残唐’——‘保唐’的斗争为主线”展开情节[10]97。从小说内容的安排中，可以看出在对待整个唐王朝的历史，包括唐五代的态度中，作者始终以李唐作为正统政权。通过对唐末正面势力如李克用保唐大军的神化，以及对以黄巢、朱温为代表的篡唐势力的妖魔化，叙述者试图表明儒家政治伦理的权威性及其不可侵犯性，五代的迅速消亡似乎恰好证明这一态度的正确。可靠叙事加强了伦理权威的合理性，使读者认同“虚假的权威”，这无疑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使历史问题为伦理哲学问题所取代，从而无法洞悉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